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宏观部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学。主要著作有《人民币为什么行》等。
2016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足以改变历史的“黑天鹅”事件，引发了全球格局的重大变革，呈现出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这些变化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发展机遇。“一带一路”须顺应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把握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推动政治互信、经济互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物质基础，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出“新蓝海”。
邓智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
城市贫困被视为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巨大挑战。 以往人们讨论城市贫困时，通常只关注城市贫困本身，很少与农村贫困一起讨论。爱德华•格莱泽则认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针对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格莱泽认为，城市发展有助于解决农村贫困。
李昊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中心副教授
相对于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建立完备的国际反恐治理体系，完善各国应对恐怖主义冲击的法治体系，构筑国际文明共识遏制极端主义思潮，则是更为艰巨的长期化过程。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企业产权理论与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理论、人本体制理论、广义产权理论、中国发展转型理论,著有《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等
必须要克服狭隘化和“单向度”的传统思维。既要他人扶助，更要自我救赎；既要回味光荣，更要新的解放，让每一个东北人“心灵放飞”，把东北人从传统体制这个无形的笼子里解放出来，实现自身进步和发展。这是“新社会的本质”， 也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本质和“伟力”之所在。
陈尧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理论与民主化、比较政治、政治学理论。
人类社会生活的品质并非由民主或不民主所决定，而是由国家治理的结果反映出来。好的民主是一回事，好的国家治理是另一回事。民主政府的治理绩效不佳，就可能破坏民主的地位。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民主并非直接的工具，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良药。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稳健的国家理性决定了中央不可能放弃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但“五十年不变”不是僵化不变，而是切合一国两制国家理性的动态变迁，是原则与方法不变，而绝非任何观念与制度细节都不变。香港因误解国家而疏离于国家，这是一国两制设计者最初未充分估计到的，但邓小平寄望的“后代人的智慧”应可最终从容解决这一难题。
姜昊晨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2015级法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为什么在供给侧改革和“互联网+”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各地交管部门仍然严格管制网约车？为什么在资源不那么稀缺的时候，行政机关仍然要管起来？如果规制俘获理论对开始管制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又如何解释放松管制？为什么大陆的交管部门与台湾地区的交管部门面临同样的约束条件（空载率的监管指标），两地管制措施却大相径庭？
钟义信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通信理论、信息论、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知识理论、信息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
通过“人工智能（先进社会生产力）＋互联网（先进社会生产关系）”的有效实施，将可把信息化升级为智能化，把工业时代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为智能时代社会生产方式，也将有助于把“个人至上”的意识转变为“集体与个人和谐”的社会意识。
尤瓦尔赫拉利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的作者
人工智能的崛起会让有机生命逐步被无机生命替代，人类的选择权也会逐步让渡给人工智能。这些改变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例如，人类因此减少了交通事故，有了更优秀的医生等。改变带来好处，但也有风险。未来人类社会会分成两大阶层，一个是非常少的精英阶层，就像上帝一样，他们在创造大量的人工智能。可是，绝大部分人将变成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任何无用的阶层。这会是21世纪最大的风险。
黄进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国际法
现在很多国内仲裁机构都想把自己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仲裁中心，我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仲裁机构都是可以受理一些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仲裁案件。从可行性而言，我们要真正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的话，就要集中力量，真正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贸易争议调解中心和“一带一路”国际投资贸易争议仲裁中心。
刘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博士候选人
法律规则的道德无涉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国际法学人团体在与大众的互动过程中通过知识手段将规则技术化，限制专业团体与大众的互动。建构的道德无涉遮蔽了相关规则的道德立场，影响了大众对法律规则的道德性乃至合法性的评价。
蒋晓伟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城市管理法治化、法治国家和法治教育理论和实践。
从严治党需要建立内外相维的严格控权机制，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建设：一是全体共产党人内在的道德建设；二是党内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三是党外人民群众监督制度建设。由此构筑起思想道德防线、党内制约的第一道制度防线和党外人民群众监督的第二道制度防线。我们要充分重视并发挥三道防线各自的职能、优势和特点，并注重制度建设和三道防线的互相协调，从而达到严格控权效果最优化的目的。
万维钢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
因为应试教育实在令人深恶痛绝，很多中国家长羡慕美式教育，似乎在那种教育中学生的个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解放，充满创造性，培养出来的都是乔布斯那样的人物。也有更了解情况的人指出，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其实很差，比如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是个笑话，还是中国式的严格要求比较好。这两种印象都是盲人摸象。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兼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端智库特邀研究员、北京市团校客座教授。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人又提出中国的经济应该走向新计划经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云的观点，马云认为：由于大数据，市场看不见的手被发现，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马云不是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炒热了这个议题。
陈文胜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决策从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社会共识和国际环境上均具有难得的战略机遇，主要是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个核心问题。为此，必须从全面顶层设计扶贫机制、全面升级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全面优化产业扶贫投入、全面畅通社会扶贫渠道等创新，构建完善的脱贫攻坚长效机制。
宋圭武
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研究领域:经济理论、中国经济改革
从现状看，分已经到头，重点是需要积极推进合作化。有了合作化，也才能更好实现农村规模化、社区化、特色化、生态化等建设，也才能更好实现农村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如何推进合作化，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为此，建议国家直接投资，建设合作农场。合作农场应属于半自治性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