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农民问题,著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等
我们要秉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人活在世上，都希望活得有自由、有尊严，都希望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实现乡村治理应当达到的基本目标。
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院董事局执行主席,研究领域:政府转型研究,著有《第二次改革》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堪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随着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
黄毅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政治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党总支书记、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讨论构成了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主要脉络。从这一关系视角出发，古典时期的思考成为本体论之争的萌芽，不断地形构和延展出“社会”的种种图像。近代则开启了基于机体隐喻与关系类型学的本体论之争，奠定了理解“社会”的不同取向。就当代社会研究而言，还需关注那些未能以经验框架来解释的“社会”的基本维度。
孙海波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讲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哲学、比较法与法律方法论
人们通常在经验上理所当然地接受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二分法。然而，在理论上这一判断却遭遇了不少挑战，有论者主张并不存在疑难案件，相反另一些论者认为一切案件都是疑难案件。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权利的召唤》等
断言中国仍然是一个革命社会，不过是在革命不愿退场的情况下对某些特殊政治现象的指认——国家即便是处理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建设，也是以革命指令、举国体制和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进的。这是后革命的革命社会状态，也是人们有理由断定中国仍然没有落定现代常态的法治社会、总还处在非常态的革命社会之中的基本理由。
周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实验语音学、计算语言学
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由法律和道德的进行边界约束。超越这一边界，非但得不到保护，还要受到惩罚。一些人很憧憬的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但当他们一旦身临其境并亲身体会后就会发现，这些“自由”与想象中的“自由”有着极大的落差。
王一鸣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当前，全球服务业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诸多新趋势和新特征。我国服务业发展方兴未艾，正处在全面跃升的关键期。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仅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充分认识全球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把握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的历史方位，通过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的步伐。
王作安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同时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到党和政府周围，这是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两个根本”。
刘渠景
西南政法大学2010届法学理论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金融法制办公室。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从中国古代法思想史来看，对天人关系认识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法思想家法理念的不同。基于天人相通论与天道决定论，老子与黄老道家形成了道法理念，孟子对法的认识可以被归结为德法理念。基于天人相分论与人道决定论，荀子提出了礼法理念。荀子礼法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古代法理念与法理论的重大突破。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刑法学”负责人,法学所国际法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媒体与死刑案件的办理存在确切关联，且总的来看不利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在死刑案件上媒体有其关注焦点，并通常以领导过问案件、上级批示等渠道来影响死刑案件的办理。媒体之所以能够影响死刑案件，有刑事实体法标准不明、刑事程序法存在缺陷、司法体制运作上的局限、媒体与法院间行为准则的缺位等多方面的原因，应针对性地加以改进，以增强法院应对媒体的能力，构建法院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并使死刑的司法控制取得实效。
杨春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国家摆脱资本意志的不良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是还需要在综合考虑这种制度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最适度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此外，在中国语境中，只有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结构中，并且充分考虑到官商关系，才能更有效地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展现出经济治理结构的特性和面临的问题。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企业管理和产业组织,著有《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等
雄安的政府要做什么事情呢？除了引入高端制造以外，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城市定位打造创新发展的平台。甚至我们建议，现在就应筹划在2020年召开第一届雄安国际创新发展博览会。现在全国的创新博览会很多，雄安举办的应该是中国唯一最具世界影响力、突出科技和高端制造主题的博览会。
韩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品牌建设是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质量兴农，要建设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原产地保护基地。”特别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的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要实施农业品牌发展战略，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需要发挥好产业界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好各类行业协会的作用。
王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
曹德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三次历史进程中，中国更加积极主动，从被塑造走向塑造。总结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揭示中国从全球公共产品消费大国向供给大国转变的轨迹。成为积极的全球治理补位者，而不是缺位者，以王道姿态惠及他国，是崛起中国的全球责任。
王晓文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国周边安全与对外战略、中印关系和海洋问题等
近两年，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主要呈现以下特征：聚焦大国目标并塑造印度的南亚主导地位，外交战略范围广阔，强调“软实力”的作用，以及注重自我发展与外部环境并举。莫迪的大国战略理念深受印度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理念。
冯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科研处处长,院长办公室主任
在历经“明令禁止、变相萌芽、平稳增长、急剧膨胀”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开始纳入规范治理的范畴。中国地方政府债从不具法理支撑、游离于预算监督之外，进入了规范管理、制度约束阶段；从零敲碎击、运动式检查进入全面的、常态化监管阶段。各地纷纷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与风险预警机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违约率有所下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