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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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本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重点在“对话”而非“谈判”。但肯定的是，双方会对“百日谈判”的成果进行评估，而且会有更加开放的承诺。两国政治家会有足够的智慧，将深挖两国的利益契合点，用合作共赢的方案，逐步破解中美两国贸易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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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外交学院。最新研究成果有:《中印能源政策比较研究》
西藏自治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重要地位。“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内和对外双重内涵决定了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方向。相对而言，西藏对外融入“一带一路”面临很多不利因素。因此，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以对内融入为主。同时，我国政府应积极主动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西藏需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加强与南亚国家互联互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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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邓小平经济理论、苏联演变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
“经济人”假设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资产阶级学者从来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空想，从而必然要垮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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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目前总的情况是，自上而下的动力很强，自下而上的实践明显不足。其实老百姓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改善老旧小区的需求和动力，调研证明，居民的活力需要有基层党政组织的动员与启发。老百姓的活力很难靠自发形成，需要基层组织去动员和焕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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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相对县级来讲，地市一级人口一般在数百万，若以地市一级为基础进行城市化，则可以轻易形成人口在一百万甚至两百万的城市规模，这样一个城市规模可以建立相对独立完善的城市服务体系和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也就有了二、三产业充分发展的机会。有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就有了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就可以从城市获取收入，也就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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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刚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齐鲁师范学院教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道德转型未及时跟进，引发了今天的道德困境。要走出道德困境，必须在道德建设的路向、道德作用的机制、道德规范的制定、道德规范的践行四个方面入手，实现四个转型，即由熟人道德转型为陌生人道德，由他律道德转型为自律道德，由权威道德转型为自主道德，由文本道德转型为活动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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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不平等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著有《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等
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或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生育率的结构性差异也将作为推动因素之一，导致“M”型社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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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农民问题,著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等
我们要秉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人活在世上，都希望活得有自由、有尊严，都希望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实现乡村治理应当达到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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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院董事局执行主席,研究领域:政府转型研究,著有《第二次改革》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堪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随着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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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毅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政治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党总支书记、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讨论构成了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主要脉络。从这一关系视角出发，古典时期的思考成为本体论之争的萌芽，不断地形构和延展出“社会”的种种图像。近代则开启了基于机体隐喻与关系类型学的本体论之争，奠定了理解“社会”的不同取向。就当代社会研究而言，还需关注那些未能以经验框架来解释的“社会”的基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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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波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讲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哲学、比较法与法律方法论
人们通常在经验上理所当然地接受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二分法。然而，在理论上这一判断却遭遇了不少挑战，有论者主张并不存在疑难案件，相反另一些论者认为一切案件都是疑难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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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权利的召唤》等
断言中国仍然是一个革命社会，不过是在革命不愿退场的情况下对某些特殊政治现象的指认——国家即便是处理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建设，也是以革命指令、举国体制和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进的。这是后革命的革命社会状态，也是人们有理由断定中国仍然没有落定现代常态的法治社会、总还处在非常态的革命社会之中的基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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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实验语音学、计算语言学
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由法律和道德的进行边界约束。超越这一边界，非但得不到保护，还要受到惩罚。一些人很憧憬的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但当他们一旦身临其境并亲身体会后就会发现，这些“自由”与想象中的“自由”有着极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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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当前，全球服务业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诸多新趋势和新特征。我国服务业发展方兴未艾，正处在全面跃升的关键期。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仅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充分认识全球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把握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的历史方位，通过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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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安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同时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到党和政府周围，这是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两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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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渠景
西南政法大学2010届法学理论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金融法制办公室。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从中国古代法思想史来看，对天人关系认识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法思想家法理念的不同。基于天人相通论与天道决定论，老子与黄老道家形成了道法理念，孟子对法的认识可以被归结为德法理念。基于天人相分论与人道决定论，荀子提出了礼法理念。荀子礼法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古代法理念与法理论的重大突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