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就短期而言，我们今后几年大将6.5-7%的增长是有保证的，我们宏观政策基本是中性的，也不会再刺激，但是也不会收紧，保持中性有利于我们把需要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做完，然后进入下一轮的正常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需要用周期性的观点看待周围经济，不要把低谷时期或者高涨时期当做正常增长，它是在周期性过程中波动性发展。但是要看到中国周期软着陆的过程，比危机式调整问题的过程要更长一些。
艾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新的抗争形式反映了中国乡村治理基础发生了深刻变革，导致了传统威权国家治理方式的极大弱化。这些新的抗争形式和民众诉求表明了我们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尽管看起来威权国家权力依旧，如采用某些强制的、武力的方式，但这一图景并不是“威权国家的韧性”的持续，而是传统威权国家基础的不断被削弱和不断变迁，尤其体现在民众抗争形式的多样化和日常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民众抗争方式的演变的确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权力政治现象会长期存在，但只要存在外交谈判的可能，国际互动就可能回到治理的模式中来。这既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即随着时代的变迁，诉诸战争手段已越来越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了。
毛雪雯
政策学博士,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进入新时代，政府应当明确公民参与的现状与特点，整合社会公共价值，理性推进公民参与，构建良性互动型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治理模式。这也正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健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社区治理四个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积极回应。
朱健
湘潭大学商学院
陈湘满
湘潭大学商学院
人是城市发展的主体，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运行与管理的基本内容。城市人口管理主要包括人口信息登记、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服务供给等，这些均直接关系到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秩序建构、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提升。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关键阶段，借鉴国外城市人口管理经验，优化人口管理，或将对中国城市化稳健推进有所助益。
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网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战略等
当前，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公共管理体系作为整个国家行政运作的核心骨干架构，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要求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相应的适应性进步。在当前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对公共管理体系的逻辑与未来趋势进行探究。
Derek Scissors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
中国正面临着挑战：资源紧张、劳动力老龄化、债务大量积累，这会导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中国需要回到1978 到2002 年间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和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是关键。大幅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和系统性金融去杠杆也将改善中国的前景。如果目前不启动市场化改革，那么中国的致富前景渺茫。到2027 年，人口将进一步老龄化，中国也有可能仍然在国有企业上浪费资源。
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我们真正的风险可能不在经济方面，而在社会方面。有五个风险：第一、我们现在官员的能力出现了缺陷。官员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干。第二、社会组织缺位。第三、社会阶层的固化。第四、代际矛盾慢慢开始出现，老一代人不知道年轻一代在想什么。最后一个风险是外部的风险集中爆发。
伍振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细察古今中外农业农村转型发展实践，基本上是围绕缓解和解决人地矛盾、小农户大市场矛盾和城乡资源要素争夺矛盾这三大矛盾进行的。有效缓解或解决了这些矛盾，农业农村加快转型。反之，农业农村转型艰难。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从化解矛盾入手，构建全面系统的发展战略。
侯延琨
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
我们对36个一级子行业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基本的结论得出：中国在建筑，冶金等一些＂旧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在信息技术（智能手机零部件、互联网、人工智能和非记忆体半导体）和新兴产业（电池、电动车、光伏，纳米技术及环保）方面中国已经可以和国际一流企业竞争。在高端制造业和医药卫生行业，虽然过去十年我们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可是对比国际一流水平还是相去甚远。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此次监管文件明确提出要形成“整改-评估-整改”的长效机制和常态化监管，培育银行“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挤压监管套利空间。对于监管机构的职责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预计未来政策执行力度偏松偏软、区域差异较大的情况将不复存在，监管力度将形成统一，监管套利空间将大幅挤压。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批上海“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
法治的本质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司法权的中立性注定了对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司法权的终局性注定了要通过辩论的优胜劣汰机制选择出一个正确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至少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决不能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第二、在价值判断上反映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大限度的普遍说服力。在这样的现代法治体制面前，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都只是实现合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乡村发展最直观的问题是“乡村空心化”，即乡村人口在减少、有的乡村甚至只存留着若干老人。不少村舍空置和坍塌，以及一些乡村出现景观形态的“荒芜”。这似乎显得乡村发展出现了问题。但其作为“假问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而且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是正常现象，也是必然现象。作为“真问题”的，则在于乡村部门的发展能力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劣，不能维持和支持人口的生活，从而推动了人口的导出。
汪仲启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现代城市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所具有的统筹效率，也需要多元参与的协同活力。在城市社区中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环保、安全、教育、物业、养老、秩序等议题，这些议题也就成为整合城市社区的“利益关联点”。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转变了“供给式治理”，强调“用户思维”和多方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引导式治理”；社区工作者不仅要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更要有能力引导居民进行议题设置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韩福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和以后的政治发展都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推进结果，而政治发展也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步为目的。要形成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需要新的权力结构，以及与之相随的必要的权威，如果过去还不具备现实性和充分必要的条件，那么现在的一个合理选择就是, 尽量提升现有的民主秩序, 并在建立新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充分推进民主化,同时控制这行政管理权力的实际运转机制, 使其发挥合目的性的功效。
刘再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向雄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过比较三大项的10个二级指标，中国大多数指标比印度表现更为优秀，小部分弱于印度。综合看来，印度的经济软实力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没有数据表明差距正趋于缩小。因此，可预期中国经济的后续表现仍会比印度好。同为新兴市场国家，印度经济软实力建设的一些举措值得中国借鉴，但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敢于对标美日等经济软实力发达国家，针对它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可取经验，吸取不良教训，提高经济软实力，为经济更好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