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国内外经济的转型，需要民营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规划，给中国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发展带来了许多建厂、工程、服务等等多方面的机遇。而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对外投资对国内经济要有带动作用，比如产业关联、分工协作，带动国内产业发展。第二是投资的项目，国民收入要回流。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任务。代表作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自晚清以来，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随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国人迅即对介入甚至领导“世界”充满雄心。然而，这两种中国世界观均显乖张。理性地融入“世界”，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并克尽自己的大国责任，恐怕才是中国需要着力塑造的现代世界观。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经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举，如今竟然现身于威权政体的阵营之中。诸如“选举式威权”这样的表述，虽说未必是一地鸡毛，但也确实让人脑洞大开。选举“沦为”威权政体的修饰词，并非事出偶然，亦非学者的心血来潮，它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错综复杂性在知识层面的学理反应。从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到将形容词的帽子套在威权之首，这一转换反映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系列内在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更换和术语创新（发明新的术语及新的词汇组合方式）是变化之果，而非变化之因。
李强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谈小燕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
通过对于两个中产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了影响社区幸福感的多方面主观、客观因素，包括住房状况、社区设施、社区环境、社区关系、社区组织管理与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幸福社区不仅指个人幸福，更主要的是一种共同体的幸福。中产社区仅仅具备了建设幸福社区的一些基础条件，而幸福社区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提高治理水平、激发社区活力，幸福社区的建设也意味着不断“型塑”新型社会关系或社区关系。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理论室主任、博导
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土地撂荒与土地流转加剧、农业集约化生产日益壮大,这是全国许多地方乡村社会的普遍状态。乡村振兴的出路何在?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大变革时期:新型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趋势不可阻挡;土地股份化,提高土地流转和土地效益;农业集约化,农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将成为主导性农业生产形态。也就是说:农民城镇化、土地股份化和农业集约化,“三化并举”将是乡村社会结构变革的大势所在。
张衠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
在数据利用进入深水区，数据监管趋向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企业的合规工作要和产品开发同步进行，对产品本身以及各种使用场景中面临的隐私风险进行评估和预判，将隐私保护融入企业创新文化之中。为此，我们期望“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理念可以为企业创意孵化和产品创新提供隐私保护的方法论。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数字经济天生是亲市场、亲生产力、亲全球化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它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造成政治与社会不稳定。中国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来处理企业的倒闭，承受损失，管理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尤其需要完善破产程序、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以及减少不平等的累进税制度。与此同时，为应对市场滥用，中国应出台更健全的竞争法和反腐机制，以及更强有力的环境法规。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熊柴
恒大经济研究院
未来五大改革待突破：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国企改革；大力度、大规模放活国内服务业；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成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金融监管加强、财政清理整顿、房地产调控等对短期经济也有一定压力，在坚决推动的态势，需把握好政策的节奏和力度。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是以更大力度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使经过改革转型洗礼的中国经济前景更加光明。
于学军
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2018年随着宏观控制性政策的持续，在某一阶段，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下行压力。这种情况最快也许在今年一季度就会出现。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从外需来看，2018年全球市场应当难以实现比2017年更高幅度的增加。第二是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提高发展质量来看，也面临一定的困难。关键是第三个因素，即前期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后续效应会逐渐减弱、消退，在某一阶段甚至有可能出现突然的衰落。
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从19世纪开始，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即唐德刚先生所说的穿越“历史三峡”。其中虽然经历了无数曲折，但当下大势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经济同全球产业链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年青人的价值观也离世界的主流越来越近。同时，中国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新增生产和储蓄，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的经济结构，产业版图和地缘政治；而另一方面，这种冲击，也对全球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挑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等
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经验指明了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性。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论述中国兴衰时，都会把中央地方关系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政治是否稳定，更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严重挑战。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危机，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流动固化，西方文明正在发生世袭化倒退。其次，制度危机反映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和文化矛盾等深层矛盾，它们的根源是共同体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矛盾。该矛盾带来了比制度危机更危险的结果——共同体的解体。最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法自足的文明，依赖于世界体系而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失败将给西方带来致命一击。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际关系
印太”概念下的四国安全对话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在美日澳发表的声明中，对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海上安全、自由航行、国际法等概念的强调，甚至对2016年7月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的坚持，都明显指向中国的南海政策。另外一个指向则是针对“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印度不会毫无顾忌地同美国发展关系，日本的战略举措也有两面性，澳大利亚更是容易摇摆的一方。以目前的情势判断，美日印澳四方领导人对话机制的形成尚需时日。
左卫民
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安琪
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之路无疑将迎来光明前景，从改革目的而言，这一反腐机构的设立整合了反腐资源，强调了国家机构在打击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权威与无可比拟的中坚作用。在监察职权诸多内容中，调查权是关键所在，通过反思，可以归纳出调查权具有行使机关国家化、调查措施强制性、权属构成复合性等特征。
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赵玉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王玉琪
美国罗格斯大学社工学院
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分层呈金字塔型，从高到低分别是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兼业务农者、纯务农者和无业者。第二，纯务农者比例逐年减少，兼业务农群体扩大。第三，代内流动有向上的路径，但农村干部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第四，农村个体户和打工者向下流动相当普遍。第五，阶层的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产生间接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