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财政首先是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才是经济的问题，这是现代国家理论其数百年实践告诉我们的道理。现代国家的性质赋予国家预算以鲜明的政治属性，视其为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隐性契约，预算以人民同意在先、约束在先和一以贯之的协商合作为原则，通过法律程序实现人民对财政权的控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财政以至国家本身的属性。
胡泳
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
潘金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发展道路的变革，既有别于西方体制，也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扁平化且未形成明显核心。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较，越南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但政治出现了“民主化超前”的特点当前，越南的政治变革正在深化。这是越南共产党主动采取的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目的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维护和加强越南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避免被动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
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从根本上而言，邻避设施之所以为“邻”所“避”，原因在于设施本身具有“多数人得益，少数人受损”的天然特性，这也是邻避困局的根本性症结。由此，破解邻避困局的关键是平衡“多数人得益”与“少数人受损”，填平两者之间的利益鸿沟，突破路径就是填补“少数人受损”的利益缺口，致力于填补少数人利益缺口的“邻避回馈制度”则是有效的制度选择。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我们对中国经济形势大的判断，就是2016—2018年中国经济是L型的，2018年中国经济还会延续L型的走势，宏观会继续有分歧，但乐观预期会增加。到了2019年我们倾向于认为库存周期、产能周期以及房地产周期叠加，中国经济将会突破L型的一横向上，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台可能是5%—6%，高的时候是7%—8%，低的时候是4%—5%，这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图景。
人民智库
执笔:
人民智库高级研究员
李思琪
人民智库研究员
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应具有包容性，完整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不仅要达到规范公共部门扶贫行为标准的功效，还要开放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参与扶贫的入口，调动社会力量加入，最大程度、最广范围地包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广泛形成扶贫的社会合力。
陈锡文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点：再过3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当下，仍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农业在四化同步发展中还是一条短腿、农村在全面小康建设中还是一块短板。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是非常必要的，这正是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背景。
唐永胜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变化中的不确定性上升，局部动荡和武装冲突频有发生。主要国家战略忧虑增加，军费投入呈上升态势，围绕有关热点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此同时，竞争与合作并存仍然是大国关系的基础性特点。战略武器形成的恐怖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增多、难以削弱的跨国跨区域联系等因素仍对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可能对国际安全带来重大冲击的直接来源是中东、东北亚等地区热点局势的失控。这些热点问题可能形成难以预料的巨大安全风险。
张楠迪扬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企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创新行政体制机制不仅有利于提升行政效率，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令政府更好治理与服务社会，更有利于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雄安新区不仅承载着建设理想家园的功能定位，同时也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节点。雄安行政体制机制的探索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将成为我国其他区域发展的宝贵经验。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以“让利”为手段的采购、投资项目，金额再大，其经济外交收效是有限的，中方有必要加强研究如何与美方在处理贸易争端的政治逻辑、道德制高点上对接。这种对接，也许说服不了美方改变做法，但应该有利于思辨自己的做法，有利于扩大、巩固自己的经贸朋友圈。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 健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主要领域，将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进入的又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治理，数字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
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助理教授讲师
朝鲜核导试验和恐怖主义是东盟及其合作伙伴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然而，尽管表示严重关切，前者似乎仍然遥远且不那么至关紧要，而后者更为现实和紧迫。地缘政治和朝鲜政权的存亡继续牵动着朝鲜半岛的引爆点，与此同时，铲除当地恐怖主义并杜绝其获得外来支持的共同愿望，成为区域与全球合作的源泉。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廖毅敏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信息化发展局技术产业处副调研员
我国国家治理还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要立足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发挥政府信息节点作用，加快健全和完善电子政府建设，以信息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刘艳红
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伟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监察法》是法治反腐在监察领域的集中体现，表明我国反腐工作进入到顶层设计的新阶段。然而，《全国试点决定》中“三权合一”模式只是强行系统化的产物，至少在没有厘清纪检权、行政监督权、检察监督权关系之前，盲目将“三权合一”未免显得操之过急，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寄期望过高。构建系统、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制，必须要认真做好权力配置的基础工作，扎实推进成熟立法的系统任务，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法治反腐的正确路径。
刘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7年，我国服务业在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多方面的积极进展。2018年，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较多，要把“高质量”作为确定发展思路、制定各项政策的根本要求和着力点，加快服务业创新驱动和新动能培育，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和农业的全产业链支撑，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和消费满意度，深化服务业高水平全面开放，从而推动服务业发展跃上新台阶。
管清友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中国当前出现了资产负债不对等收缩的情况。当资产端收缩过快，资金端收缩相对比较慢的时候，部分核心资产就会出现泡沫化的情况。一些好的投资项目受到人们青睐，资金都投入到这里买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股票市场的核心资产和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都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核心资产居于历史高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