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微信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无须一种专门的社会的组织，零成本的进入和退出，但又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庞大的靠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种在性质上是虚拟化的而其成员又不在现场的团体组织。这基本类似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由市场，形成一种网络平台资源的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机制。这在打破既有的层层思想的审查上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因此，控制和筛查这些自由市场的声音，使之形成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声音变得不再可能。
张劲松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研究院教授
汤雅茹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由其主导的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政府和企业合作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服务优势，也有利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过于强化，而企业主体意识又显缺失，两方面的原因阻碍了共治体制形成。因此，促进政府与企业共治体制的形成要正确定位政府主体角色，培育企业主体意识，然后通过政企互动重塑生态治理共治的监督体制。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无论是选择哪个指标，都暗示着同样的事实，即中国家庭的负债程度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特别是自2016年年底以来，由于规模和占比控制，按揭贷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风险大的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过桥贷款”等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从而让本处于安全区的居民杠杆率，开始显现出结构性风险。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往往只考虑一时的宏观形势，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便出台大量政策，恨不得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民间投资是让私人掏钱干活，基建投资更多地是政府掏钱干活，这样的政策对基金投资非常有效，但对民间投资的短期刺激作用就非常小。激发民间投资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有政策的稳定性、一贯性、精准性，要着眼于长远，让民营资本看得见未来才能激发投资热情。
肖新艳
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副研究员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会顺应这一矛盾转换而发生变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要更加积极推动外贸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持续推进“五个优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价值，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王春城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评估中心副教授
“政策精准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应然属性，要求其达到高水平“精细的准确”状态，进而生成与运行“精准性政策”。“政策精准性”从根本上源自其核心要素，主要取决于对政策主体的精准规定、对政策客体的精准界定、对政策目标的精准设定、对政策工具的精准选定。“精准性政策”的实现，需要在精准研策、精准制策、精准施策、精准评策等各个环节综合发力，实现整个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的全面改进。
伍聪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金融问题已经离不开全球金融环境。因此，要正确认识我国的金融风险，就应站在全球金融风险的视角来审视。具体而言，应重点关注六大问题。一是关注全球经济周期问题，二是关注全球货币政策分化问题，三是关注全球经济结构问题，四是关注金融危机传导问题，五是关注中心国家的外溢性问题，六是关注中国金融风险问题。
张晓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通过四十年的对外开放深受其益。“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共同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共同营造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资本、货物、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高效配置。为此，需要参与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共同反对保护主义、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小冲突不断演化为大事件，而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局面，暴露出当前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在国家治理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的治权被不断弱化，矛盾无法在内部得到解决，从信访考评一票否决，到地方政府花钱买稳定，地方治理中的原则不断丧失，以至于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面对这一问题，思想界不宜仅仅强调“应该如何”，而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分析清楚基层治理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进而研究可行的解决之道。
蒋惠岭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司法改革难点的司法人事制度终于有了破冰之举,司法制度也为此有了根本改观。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和其他一系列重要改革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司法人事制度。这些结构性、体制性、基础性的司法人事制度改革措施虽然解决了司法的根本属性问题,但只有建立起成龙配套、完整无缺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中国的司法制度才能正常发挥作用。
单丽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博士后
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讨论社会建设议题，需强调社会建设并不限于民生领域或者社会事业的范畴，其实质是要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最终实现一种多元共治的格局。作为一场治理改革的社会建设，必须包含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维度。文章通过东南沿海X市H区“共同缔造”的案例，具体讨论了中央层面的理念转型如何影响和塑造地方实践，地方层面的政策实践与创新又能为宏观层面的改革带来哪些启示。
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中美韩三方迄今为止在萨德问题上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各方对萨德的争论主要聚焦于战略性、政治性层面，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各方对萨德所涉及的关键技术问题有非常不同的理解，而这是造成各方对彼此战略意图有巨大认知分歧的重要原因。本文对相关技术问题的回顾和分析表明，很多关键技术问题被孤立化、简单化和片面化地理解，其复杂性和争议性没有得到认识，在此基础得出的结论有激化纷争、误导政策风险。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等
如何实现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是目前金融业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当前全球的实体经济正在强化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品。但是我们的金融业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经济的融资形式来支持实体经济。所以，我们应考虑怎样调整金融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方式等，从而更好服务正在处于创新中的实体经济。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工业化后期的市场机制加上政府干预形成双重减少人口生育的力量，这会形成一个“人口坑”，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在数量上减少，在结构上老化，也将形成一个人口不断萎缩和老化的收缩型社会，这也使得扩张型的国民经济充满了向收缩型转变的危险。这就是2007年以来，国民经济消费、收入、GDP产出和经济增长速度等等相对收缩和下行的一个内在和深层次原因之一。
漆云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对消费需求的增长状况具有重要影响，尚不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养老、医疗、教育等体制因素，对一些重要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等体制机制障碍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深层原因。扩大消费需求已成各级政府的基本共识，改革的重点将进入消费领域，这有利于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扩大消费需求的体制框架和政策体系，并有望在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一些体制机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韩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政治发展与民主建设”项目组执行研究员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层面上，常常出现看似不同的新表现，但其性质和本质始终没有改变。治理形式主义，需要在制度建设方面探求更具根本性和长期性的解决之道，而建设“回应型”政府，并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政策思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