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苏培科
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如果长生生物退市,对资本市场立威是好事。反之,若让这些公司继续苟活于资本市场,A股市场垃圾场的情形永远也改变不了,需要有标志性的祭旗对象。但需要安排好投资者的赔偿,可以借鉴美国证监会对世通、安然的处理,除了让这些公司倾家荡产来赔偿投资者的损失之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也要付出惨重的赔偿代价,只有这样上市公司的造假风气才能遏制。
阎云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我不同意较为流行的那种认为我们正经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德滑坡的判断, 因为它过于简单化过去四十年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个道德危机的核心点,引发关于道德滑坡的讨论。我的基本判断是道德转型或道德变革,而不是道德滑坡。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尽管特朗普对北约的其他盟友也提出了批评,但在所有北约盟友中,特朗普最不满意、批评最尖锐的依然是德国。因为近期特朗普不断指责德国,羞辱默克尔,以至于德国媒体认为:目前在所有欧盟国家中,特朗普仅仅将德国视为其“敌人”。 其实,在特朗普实施其国际战略和行动的过程中,德国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到目前为止,德国基本上是美国国际战略和行动的一个重要支持者。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实力快速上升,以及中国外交积极进取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也在改变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并谋求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经贸关系越来越难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第三方因素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牵引作用。为此,中国需适当调整自身的外交行为方式,积极塑造中美两国良性竞争的文化,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扩大外交回旋空间。
张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8年7月9日,李克强总理赴德国参加了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签署了总金额高达近300亿美元的商业协定。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欧双方交换了投资协定的清单出价,标志着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月25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缓和美欧贸易紧张关系达成协议,欧盟同意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并降低工业关税。中美欧三方在短时间内的密集互动,引发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宝拉·苏巴奇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没有完全流动且可兑换的货币,就意味着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制度一直会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将不断制造扭曲,进而加剧美国新的货币政策轨迹对全球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消除这种扭曲。中国应该让人民币浮动,使其汇率真正由市场来决定。不幸的是,与特朗普政府依赖自己的贸易政策一样,中国政府也依赖它现行的汇率制度。美国和中国政策上的不可调和对任何人都不利。
陈永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对手乎?伙伴乎?中美双方均处在对方战略棋谱上的首要位置,这应该是中美关系最大的新变化。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美关系更显得是一对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对两国对全球都是如此。管控分歧是漫漫旅途中的家常便饭,合作共赢是双方的不二选择。世界秩序的积极演化将由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引导。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将成为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历史性贡献。要达到这一最高目标,中美两国需要相互适应,需要提高境界,需要创新发展思维和路径。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教授
针对房地产调控创新的问题,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对外表示正在抓紧制定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房产税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房地产税的出台一直未能如愿,其不确定性构成了当下影响公众对房地产预期的重要因素。房地产税的开征将非常温柔,因为,房地产税在开征原则、开征对象及开征税率等方面将非常谨慎,不仅不会构成房地产崩盘等巨大负面影响,而且可能成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利差的缩小会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国内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环境下,也要求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健中性。比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要大一些。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些还是要靠改革和创新来实现。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现在的日本正快速向史无前例的人口减少及少子老龄化时代迈进,不仅买地盖房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以前盖的大量房屋还出现空置现象,别说降价出售,白送都可能没有人要。如今,住房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不是问题,房地产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行业。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中国房地产的未来会不会像日本一样?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导致其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社会基础、约束条件和目标诉求。由此,也就在市场化转型中内生出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这集中体现为政府间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市场间的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这导致中国经济制度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也导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诱发或加剧了结构性问题。由此可以勾画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调整基本方向,也可以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和实践维度的逻辑支撑。
秦前红
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是改革者在现有党政体制基础上所做的巩固与调整,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解决目前党政机构运行中的冗杂与不适。不过,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以党治国,党无论如何都不可挣脱国家宪制的束缚,党的组织和运作必须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机构改革务须注重国家机关的职能价值,辨明公权力的运行逻辑,在保障国家法律有效实施、国家机构正常运行的条件下精简机构。党政机构合署合并必须处理好党的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好政治与法治之所需,确保改革推进与机构运行的合宪合法。
受访人: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带有等级的市场体系:美国是中心老大,盟友是一圈,日本一圈,中俄在外圈。跟朝贡体系不一样的是,中国古代朝贡是“恩惠”性质的,你给我五块钱我给你十块钱;特朗普就是优先,你要给我钱,“可持续发展”。如果特朗普成功了,如果他还能连任,国际秩序改写的可能性很大。
俞邃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这次“特普会”还是意味深长的。从宏观上讲,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一切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争端,唯有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特朗普提出要让美国再度强大,普京竭力让俄罗斯提升为世界一流大国,双方都意识到不可能在彼此对抗中实现。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深厚,双方还在比耐心和韧劲,两国关系改善的道路依然是漫长曲折的,但最终只能选择在同一个地球村和平共处。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一旦确立,主观意向将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各自的战略判断,凡事首先着眼于负面的可能性(无论就意图还是就后果而言),为最坏的情况做防范准备,从而使双方之间在重要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法趋向更加对立化。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以思想再解放促进改革再深化,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结合,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思想解放前提下守正(掌握共性规律)和出奇(以特色创新出奇制胜)的结合。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