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胡迟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经济上半年主要指标总体稳定、协调性较好，内需拉动作用增强，工业和服务业协同性较好。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但是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仍然突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
梁海明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冯达旋
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接近五年，受到与中国文化冲突、现实利益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和地缘经济等因素影响，不少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不少质疑，甚至存在曲解的情况。部分国际舆论之所以对”一带一路“出现上述的质疑与误解，是未有掌握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国际资本、产业转移趋势以及海外投资的定律造成的。
穆光宗
法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研究方向: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论,著有《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挑战孤独·空巢家庭》等
长期来看，生育率过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譬如：年轻人口储备不足，适龄人力资源匮乏，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等等。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很不理想，问题严重，挑战巨大。
张庭伟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系荣休教授
当前，中国很多城市都在建设公共出租住宅，政府为此还提供专用土地鼓励建设，很多开发商也非常重视公共住宅建设。公共住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住宅供应的重要补充，是政府对住房供应有效的干预手段。因此，公共住宅也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有提供公共住宅的经验，比较成功的如新加坡，而比较失败的如美国。
赵舒婷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行动落点在于定期制造热点事件，并从宣传上大肆渲染自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正如一个月前的“特金会”所呈现的那样，双方达成一个内容模糊的联合声明，即刻被特朗普宣布为巨大的外交胜利；而待峰会过去，美国并没有取得朝鲜弃核的明确时间表。因此，此次会晤可能也会沿袭“特金会”模式，无论双方最后是否就叙利亚问题的伊朗角色达成共识，但至少会有一份极具象征意义的外交成果供炫耀。
吕冰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个税改革既是经济问题，它体现在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方面；它又是法律问题，体现在彰显人民的意志方面；它更是社会问题，体现在通过税制改革以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方面；同时也是国家治理问题，体现在通过税制改革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个人所得税肩负着众多期望，然而，个人所得税这艘小舟，能否载得动这么多的期望呢？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以前讲中国的城市化的时候，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现在来看中国其实不只是城乡分割，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城和城的分割。中国的城市化要进行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一个便利的接口。这个便利的接口不只是硬件的连结，同时要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接口。
植田和男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原审议委员
1980年代的对美贸易摩擦，在此后的30年里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至今为止日本央行都无法摆脱零利率。另外，日本银行实行旨在应付低增长和低通胀的政策，对2000年代前半期的美国金融政策也有影响，但有好和坏的两方面。
蔡之兵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成为21世纪中叶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在支撑这一目标的战略举措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在引领发展、协同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六个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个黄瓜贩子而消费者众多，菜贩子对黄瓜价格的决定权就很大，即便政府规定了黄瓜价格，黄瓜贩子还是能够操纵实际价格，比如规定必须用我的塑料袋装黄瓜，塑料袋10元一个。这就是发生在公立医院的故事：院长和医生将被政府限定住的处方价格搭配药品来抬价。政府限定药价，医生就选择高价药并增加处方量，否则如何解释“大处方”是怎么回事儿？
李迅雷
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研究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内需包括投资内需和消费内需，要扩大内需的原因，或是因为外需不足，或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今年4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时隔三年后重提“扩大内需”。调结构的大方向应该是降低投资比重，提高消费比重，因此，扩内需主要是要增加消费。扩大消费内需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潜在内需下降；二是收入结构问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财政政策的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有发挥作用的很大空间。目前，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甚至是紧缩的。中央财政要发挥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真正意义的减税，做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扩大投资。
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美贸易争端深刻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结构变化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通过主动积极的政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经贸冲突 成为一个中短期冲击，经过5至10年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健康发展。
李齐
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信息社会基层管理体制走向简约高效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前提是：信息社会的技术进步已经赋予了中央和各级政权对基层政权和社会的强大控制力，保障了中央和各级政权的监管和纠偏能力，因此可以赋予基层政权和社会以更大的自主空间，保持较强的灵活性，实现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这既符合国家治理的总体性诉求，又满足其现代性诉求。在这个前提下，信息社会也赋予了构建基层简约高效管理体制的技术手段和由此形成的制度安排。
江立华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回顾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40年的历程，系统梳理农业转移人口管理理念、体制及其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历程，回顾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的“融合之路”，能帮助我们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构想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的可行对策。
黄益平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之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贸易摩擦，但这一次确实与以往不一样。中美经贸冲突是大概率事件，将带来全方位挑战。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抓住经济长期发展的机会，才能保证中国的最大利益。此外，无论中美贸易战的后续发展如何，当前都应高度关注金融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