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8年6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并开始为期30天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法定程序。通过深入讨论和仔细研究，我们认为，现有草案仍存在较大局限，虽然是大修，但考虑不够周全，如综合征收的范围、最高税率的调整、免征额的确定、专项附加扣除的细则、政府部门授权等条款仍需进一步修改。
王守业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再次暴露出我国疫苗领域的现状：即从生产到监管，疫苗问题多多。究竟如何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让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婴幼儿能接种上安全、有效的疫苗呢？在预防性疫苗和药品的安全性监管方面，美国在世界各国可谓是最为严格的，研究、学习该国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使我国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少走弯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凯瑞·布朗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
对于熟悉过去十年来中欧峰会的人而言，7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最近一次峰会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以往多数时候，会议的气氛都是不冷不热，中欧双方领导人似乎是走过场，虽然互相尊重，但缺乏真正的激情或信念。而今年却好像暖流涌动，而且出人意料地来自中方。联合声明注意到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性，重申对WTO的承诺，并互赞双方在环境方面做出的努力。最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感谢中国为推动贸易自由化与标准化所采取的行动。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我国当前面临的风险形势不容乐观，风险点多面广，而且相互关联，相互嵌套，通过债权债务关系链条成为一个整体。实体企业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家庭债务风险等等，本质上都是资产负债表风险，是相互关联的。各自为政来防范化解风险，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操作性风险。对此需要高度关注和予以警惕。当前比任何时候都要协同协调协作，而且需要以改革创新的思维来统筹风险防控。
祁昊天
一再推迟的《导弹防御评估》将是特朗普政府第四份国家安全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评估”原计划的2017年底推出，先拖延到今年2月，后又延迟到5月，结果到现在也没有搞定。一再延迟主要有三个原因。预计新评估将在近期推出，而在这之前，美军有三个动作值得注意：系统协同、前沿推进、本土补强。这些都是美国试图建立绝对优势和打破战略平衡的筹码。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在中国办企业，事前审批一大堆，事后监管却往往付之阙如。这是“对上负责”的中国特色官僚体制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相当多的问题企业都是事前证照齐全的公司，甚至包括一些犯事的国有企业。日本企业如果在食药领域造假，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并且永远不能进入本行业。那为什么中国不能整合监管体制，加大事后处罚力度？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
当前，美国拿自己的货物贸易逆差大做文章，不断挑起针对中国以及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摩擦，把全球经济复苏推向再度失速的危险边缘。要知道国际贸易中还包括了近四分之一的服务贸易。美国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最大受益方，而且在金融服务、教育和旅游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领域拥有很强的优势。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由于房产税属于地方税，地方政府将有充足动力去探索研究解决目前房产税开征面临的问题。与之伴随的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支柱的转换，土地财政状况将得到一定的缓解，过去依靠卖地获取土地出让金，未来将通过对存量房产征收房产税。
赵磊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从2018年初到现在，有关“一带一路”负面评价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是“一带一路”出了问题，还是评价者的心态和角度问题？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2019年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扎堆出现的负面评价，一方面要引起重视和警惕，另一方面要客观总结五年实践，注重细节、完善政策。
傅晓岚
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院教授
技术范式变革导致了生产范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范式变化。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新的全球贸易范式，需要一个适应当代全球化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将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综合考虑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根据这个综合分析框架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果证明美国在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
林德山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治和欧美社会政策
进入21世纪后，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意识助推了对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变革意识，但这种变革趋向深受社会大众一些认知变化的影响。资本主义面临的深层危机实际表现为对民主制度安排的挑战，而社会意识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政治结构的不稳定以及政治组织行为的实用主义泛滥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变革的政策取向。
董一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无论是打出制裁、干涉和威慑的组合拳，还是谋求联合自强、走扩军备战之路，均无益于真正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或许西方与俄罗斯建立互信和欧亚大陆安全风险管控框架，同时尊重彼此的地缘政治核心利益，才是破解“北约前景困局”的治本之道。当然，如果真的做到了上述这些，北约或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变得真正过时了。
陈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段媛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我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尽管2016年出生人口数明显增加,但明显低于预期,且政策的长期效果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期一些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政策放开背景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提升,而生育成本高是很多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主要原因。生育成本分为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作为生育成本的构成部分,成为当前影响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有一定赤字规模的财政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判断中国的财政政策是否积极，只要观察中国是否有财政赤字。根据官方统计，2015-2017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分别为16200亿元、21800亿元和23800亿元。2018年预算赤字仍然为23800亿元，与2017年持平。可见，中国的财政政策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积极性没有改变。
蒋惠岭
在完成了那一轮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改革后，司法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综合配套改革阶段。中央深改组于2017年8月通过了上海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方案，党的十九大于2017年10月作出了“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部署……但是，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也不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具体法官，他们一直都在追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综合配套司法改革？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该提法放弃了十七大以来一直沿用的“大部门制”模糊表达，转为具体的“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强调行政体制改革要统筹考虑党政机构设置，同时将改革对象框定为省市县三级，内含了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改革要求，对于地方政府有效实现结构重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