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范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国内不仅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政策空间，而且货币政策也具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在内需调控上，我们完全可实现“双轮驱动”。通过降准来逐渐降低之前货币政策工具的未到期余额，同时保持基础货币供应的平稳增长，以此来拉动实体经济的“真货币”供应量和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上升至一个合理的水平。
梁海明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冯达旋
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
要做好“一带一路“的海外传播，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建设“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结合的话语体系，并利用“离岸传播”的方式，通过“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投资和商贸交往中带来的良好机遇和正面的“共同理念”，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本地实际出发，关注“互利共赢”的共同愿望，调动本地的网络和资源，促进更多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
全球化智库
北京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注册的智库机构品牌,是国内领先的社会智库型全球化研究机构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乃至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发展，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正遭受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困扰。中美经贸关系陷入僵局，引发各方高度关注，贸易冲突缘何发生？是什么驱动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对华发动关税打击？中方如何应对？等一系列话题不断发酵，各种判断和对策应运而生。如何理性看待中美贸易之争，如何通过数据和分析来说明问题，增加中美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建立中美化解贸易战的一些共识，值得中美智库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解读。
张小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雷李洪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乡村“自治”并非政府“官治”的补充，而是两者一体，同为“人民治理”的不同形式。依据共有产权和关系互惠的共生基础，在广大农村建立共生文化、共享经济和共同体的乡村自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和农民的主体性，走对乡村共同体和农民个体同时充分赋权的乡市化道路，是未来中国乡村脱贫与发展的可行之路。
李德成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戚克维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在于为国民提供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方便患者及时就医，然而公立医院自主权不足、管理专业化程度低、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其运营效率，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从政府定位、法人治理结构、监督机制三个方面观察美国和德国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其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陈朋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着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主要出发点是通过调整优化政府职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希冀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区域发展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实践证明，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其总体进展是顺利的，效能亦初步显现，改革活力和发展动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但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相比仍存在差距，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领域还面临突出顽疾，亟须寻求有效突破。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常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王丹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助理教授
在控制了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其他特征后，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其土地出让价格越高。进一步地，关于新城建设的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时间越早，这样的城市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这些城市的新城规划面积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特别是，2009年之后，当建设新城被普遍用来作为遏制经济下滑态势的手段，在土地产权保护良好的城市，其新城的规划和建设更有效率，从而使得之后的政府负债率有所缓解。
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和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
就中国初始条件而言，开征房地产税是保证居住正义、遏制房地产泡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但是以往在此问题上民众的误解及学术研究上的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一些基本问题及重要概念理解不清。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就像激素，GDP就是人的个头，前三十年中国“年轻”（人口红利）的时候打激素可以长个头，现在青春期已过（人口老龄化），激素只会让人虚胖。过去十年三轮大宽松，效果越来越弱，反应越来越迟钝。中国经济缺的是改革和创新，而不是货币，仅靠放水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只会带来虚拟的价格幻象。如果再宽松，见效时间会更长、反弹幅度会更弱、持续时间会更短。
连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近期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增速均创下新低，显示内需增长放缓。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长。虽然面临较为严峻的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在6.7-7%左右的增速平台已经保持了三年时间，显示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预计这种韧性仍将在2018年维持。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扩内需、调结构、促实体，眼睛向内的同时，关注重大风险，积极对冲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外部风险，贸易风险首当其冲。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作用。
姬超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中国村务监督组织整体上已覆盖全国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村务公开制度基本确立,但监督效果不够理想,监督力量有待整合,违规现象广泛存在,不同类型村庄的村务监督效果大相径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村务监督组织外生于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体系,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策建构导致适应性问题;监督主体参与能力受限,监督意识不强;信息不对称,村干部强势主导村务监督体系;制度滞后,依法治村难度大;治理失序,基层政府不能有效应对村庄事务。
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朱亚群
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生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九十年代中国实施的一系列住房体制改革成功开启了住房的市场化。这些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将各种资源引导到了住房投资上，由此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狭小、住房质量低下的问题。不过，住房政策的骤变也对中国之后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1998至2000年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快速上升。而且，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由那些没有获得公房的家庭所导致的。基于上述发现，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是造成中国当下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核心点是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它涉及了政府职能核心的权力问题。因此，此次行政审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它更多涉及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的实质是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确定政府的权力范围，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刘磊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渐趋消解。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从传统"礼治"走向"半法治化";乡村生活也从"道德化"走向"功利化"。在微观层面具体地表现为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规则解体、公共精神凋零。造成乡村社会公共性流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市场原则、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陈立彤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凸显出合规风险严重，急需下大力气予以整治。但一些问题的源头很多时候不在企业，而在政府监管。因此，关键问题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进和重构，特别是重构政企关系。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监管应当紧盯着那些具有重大违法违规的可能和现象的企业和个人，及时吹哨，一方面要避免企业和个人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另一方面要警惕造成“合规的鸟儿没虫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