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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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金融环境处在“宽货币，紧信用” 的状态，即央行已经加大宽松力度，但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仍未显现，信用扩张力度是当前最值得跟踪和重视的指标。尽管我们对2019年的信用扩张不太乐观，但信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也不大，“银行业总负债-社会融资规模“走势似乎见底趋稳，而且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要让商业银行扩张信用，支持实体经济，稳预期。如果这一目标迟迟没有实现，则“量化宽松”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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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针对在2019年如何部署三农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四项具体任务，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从规划阶段迈向实施阶段的重要举措。首先，抓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其次，重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第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第四，总结经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项具体任务的部署，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整体规划在实施层面的全面铺开；扎实推进这四项具体任务，是在战略机遇期把握三农工作战略主动性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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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地方和中央的楼市调控政策看，二者呈现“一松一稳”的态势。但从三轮楼市宽松周期看，地方政府对楼市的松绑影响十分有限。在当前中央政策大基调没有出现实质性宽松背景下，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楼市松绑政策，不足以启动新一轮的房价上涨周期，2019年全国楼市维持低迷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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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
执笔:杜飞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刘雪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抵御外部风险和防范内部风险叠加影响相结合，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方向，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切实护稳经济基本盘，加紧制定应对经济增长趋缓的政策体系，出台一批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和重大工程，着力解决最直接、最突出、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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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斯聪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2018年出现的几个现象让我们不得不关注TPP的走向。特朗普在对待美国是否加入TPP的问题上二改其口，近期利用强力迫使“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的签订，而日本高举CPTPP大旗，有意劝说美国加入，应引起中国对美国是否重启TPP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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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历程，解放思想不仅为改革开放历史大幕的开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困难时，在冲破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方面，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下一步中国要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引向深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难题，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引领、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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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通过对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两缺口对比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本外逃。在净输出了1万多亿美元的资本之后，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钱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忧心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调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本外逃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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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副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美金融关系研究》《平衡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2019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更为扑朔迷离。其中最大的三个不确定性决定了明年的世界经济走势到底如何。一是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从周期律以及结构性两个要素判断，美国经济2019年的衰退风险加大。二是中美贸易战走向。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在2019年仍有反复，对于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三是欧洲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英国脱欧的结局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2019年欧洲国家不排除继续出现类似黄马甲运动的政治事件。这也会导致欧洲经济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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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要龙
云南大学人口所
当前,国家制定了农地制度“三权分置”的改革方案。经营权、承包权的分置, 可以将“人地依附”关系转变为“人地保障”关系, 继续发挥农地保障功能, 推动乡城转移人口的半城镇化转型。但是, “人地依附”关系转向“人地保障”关系, 并不意味着人口农村退出的顺利实现。它有赖于相关激励制度的建立, 尤其是要建立农村土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是, 构建建设用地指标物权化的体制机制, 允许偏远农村人口将退地 (宅基地、承包地) 后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流动资产, 可以有偿进行转让, 探索带“地标”城镇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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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采访者:商灏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轮廓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它处于介于“接触”和“遏制”之间的某一位置，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提供的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领域的赶超。这一政策可用“规锁”来描述，对应的英文词是confine或confinement。“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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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治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去年是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半岛面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问题。今年半岛又面临一个关键点，是半岛无核化和局势向好发展的机遇能否抓住问题。对此，一方面，这一问题特别是无核化的实现主要取决于美国，取决于美国能否做出战略决策；另一个方面，这一问题特别是半岛积极向好局面的维护，将取决于各方特别是韩国作用的发挥，中国、俄罗斯、日本的共识和努力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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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
国际关系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发展，例如增加了冰上、旅游和数字丝绸之路等空间和产业新维度，衍生出香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安排、中非北京行动计划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合作对接模式。通过创新发展银行、外汇、保险、债券市场和相关机制，“一带一路”建设获得了坚实的金融保障。同时，“一带一路”也面临新的外部挑战，包括大国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冲击和恐怖、极端与分裂“三股势力”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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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传统冷战关系的特定含义是指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两国关系。它在各领域的表现是，意识形态上否定对方，外交上孤立对方，经济技术上封锁对方和军事上以对方为敌。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冷战，当今世界的中美冷战关系是美国方面施加给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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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执笔:娄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4%，比上年略微减少0.2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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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这样一种增长潜力是来自供给侧的。这种增长潜力到底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这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还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应对技术创新和工业升级过程中的外部性，以及遇到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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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把握的确定性方面，我们要把投资潜力用足，这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形成有效投资，那么相关机制靠什么？当然就得靠配套改革。创新的PPP，只要按照规范方式推进，一定比过去的投资机制要好——因为整个过程强调阳光化。有人说PPP像是要叫停，其实不可能叫停，就是稳一稳，引导鼓励继续规范发展，无非就是阳光化、法治化、专业化、从而规范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推进中国经济从开始时切入的投资及其法治化，还会带出公众知情、公众参与，民主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