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第一点是务实主义。邓小平所开创的务实主义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第二是给地方政府自主权，让地方政府有试验的空间。第三是高质量的公开讨论凝聚改革共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公开的讨论既有利于去伪存真，也有利于凝聚共识。去伪存真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改革方案，凝聚共识才有利于提高改革方案的社会公信力和执行力。
肖文
北京华税[深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华税学院学术委员
新版个人所得税法放弃了效率，却并没有实现公平；人们牺牲了隐私，提高了征税效率，却并没换来一个合理的低税率。即，新版个人所得税法并没有解决旧版个人所得税法深层次的矛盾，随着征管手段的提升以及适用，老百姓未来的税负有可能会越来越重，这不应该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初衷。这些未解决的矛盾，也许正是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包括后续的细则、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等的制定）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
政府的投资支出还有更好的投资选项，在城市化领域还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如果能够让农民工根据自己意愿在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落户，解决落户后的保障房、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这些支出所产生的结构性改善影响，对形成持续稳定的消费需求支撑经济增长，将会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有利于社会结构的改善和稳定，并产生稳定国内需求的经经济效果。
周颖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晔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张训常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该如何进行改革一直是过去40年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40年来，中国国有经济经历了从国企改革到国资改革、从政企分开到政资分开的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需要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以及新的理论进行指导。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
主要执笔: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昆平,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鄂永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
无论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来看，2019年经济都存在下行压力。宏观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将从2018年的抑制转为2019年的支撑和托底，2019年经济增长或将呈现前低后稳态势。虽然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或将出现短期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在不断改善。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进入201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新的变化和特征。总结我国近三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突出特点，2016年触底企稳，2017年稳中向好，2018年稳中有进同时稳中有变，2019年则变中有忧，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邓智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到21世纪的当下，全球经济形势发展态势严峻，城市对于经济新的增长点的诉求，使得城市发展逻辑开始出现转变，知识对于城市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创新创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作为创新创意产业的载体、创新创业人才的容器，对促进创新驱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构筑一座能够更好促进知识发展、产业兴盛、企业家活跃的现代化城市，成为每个城市管理者都在深入思考的命题。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贸易摩擦可能滑向非常有害的贸易战。由于经济减速，中国针对特朗普攻势的国内应对措施可能需要升级。不过，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关系据报道仍然友好，两位领导人为了可能的和解一直为对方保留面子。在双方谈判之际，有些方法可以缓解紧张局势。一些小幅象征性措施，如人员和学生交流或放开旅游签证，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福音，因为旅游部门有积极的外溢效应。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很可能比白宫预计的更加富有韧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不过，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企业家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总体来说，中国仍然为商人群体居多，而少企业家。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沈大伟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当前时期唐纳德·特朗普任总统，显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除了每天见诸报纸头条的摩擦，静水流深的密集互动和交流仍在困难时期将两国社会联系在一起。美中关系一直是合作、竞争和摩擦的混杂，只不过近几年之前前者一直大过后者。现在，以“竞争”为主成为“新常态”。为此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都是要学习如何管理竞争，不使其演变成为全面的对抗关系。
徐忠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高杠杆下的经济转型、一刀切去杠杆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之一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趋势性放缓。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逆全球化趋势将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使得全球经济重心呈现东移趋势。从预期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将持续扩大，美国仍然保持超级强国地位但影响力相对减弱。
张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
参照已公布的经济数据，预计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近1万美元，从而距离世界银行给出的人均GDP1.2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又进了一步，但与此同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核心问题。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中国于2010年加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列。但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趋势性降速，那么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其中杠杆率问题无疑是诸多棘手问题之一。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关税水平：中国关税水平约为美国2倍，但差距持续缩小。通关便利化水平：中国通关时间和成本分别是美国的8倍和2倍，但中国通关便利化水平正快速提高。自贸协定：近年来区域、双边贸易协定逐渐增多，中国已签订16个区域与双边协定，略高于美国的15个，但美国在WTO、国际贸易体系的地位高于中国。市场准入：中国吸引外资额仅为美国的1/2，中国在汽车制造和医疗教育电信快递等服务业存在股权比例或牌照限制，但总体上逐步放开，汽车、金融在2021-2022年全部取消限制。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提高外资准入审查和技术出口管制力度。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WTO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但这并不代表WTO会被完全边缘化。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历史性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地位虽前所未有地强大，具备以市场换市场的实力，但弱点在于规则制定的能力比较差，所以更要抓住这次机会积极参与，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地位、电子商务等问题上，中国必须在这些问题上主动出击，提出自己的方案。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执笔: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黄晓东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宫健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展望2019年，中国经济仍将展现增长韧性，课题组预计全年实际同比增速约为6.4%，与2018年的年度增速预测值6.6%相比略有下降。2019年1—4季度的预期增长率分别为6.3%、6.4%、6.5%和6.5%，在此基础上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4%，经校正后的实际增速为6.1%左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