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受访者:科林·艾伦
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系杰出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采访:王小红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哲学实验室中方主任
翻译 :杨冰洁、高元昊
译校:王小红
一个道德的智能体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方便他人。但我们现在构建的机器人，其实并不具有自己的欲望，也没有自己的动机，因为它们没有自私的利益。所以，训练人工智能和训练人的道德是有很大差异的。对机器的训练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赋予机器一种能力，让它敏感地察觉到那些对人类的道德价值观而言是重要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机器需要认识到它的行为是否会对人类造成痛苦吗？我认为是需要的。
黄汉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思路是，回归弥补“市场失灵”本源，维护“竞争性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快构建“市场友好型”产业政策体系，聚焦竞争前领域发力，支持重点逐步从生产端转向消费者，支持方式更加注重与就业民生挂钩，确定国企“竞争中立”原则，最大限度避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为此，财税、金融、技术、贸易等政策也要相应进行调整。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观察过去几轮稳增长措施，其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并未能阻止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作用或在于避免“硬着陆”，且每轮措施之间的时间间隔似有缩短之势，尤其是上一轮到本轮之间，仅仅间隔1年时间（2017年），说明宏观政策的短期有效性或许也在降低。未来围绕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混改、财税体制改革、公平市场构建、资本市场长期制度、房地产长效机制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如何推进、效果如何，将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国际援助与投资,政商关系,和国企改革等。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福利国家，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体系也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范本。但维持高福利制度所必需的刚性支出削弱了发达国家应对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在无法继续维持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缓解国内矛盾。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主动捍卫者，不仅因为它们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它们还认识到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借此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特别是其中的扶贫减困。
郭冠男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博士
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进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一种模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政府通过市场准入管理实现对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时的规制，其理论依据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可能导致的风险而进行干预，同时这种干预还要降低“政府失灵”的概率。也就是说，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弥补市场不足，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权力。
受访者: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采访者:搜狐智库
中国经济短期内的重要任务是让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否则长期的改革任务就无从谈起。房地产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制造业投资不会因某种原因快速增长，在保证房地产投资不会急剧下跌的前提下，应降低房地产在总投资中的比例，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我国应实施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政策：财政政策不必拘泥于3%的赤字率，但同时要避免将资金投向无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明确强调发展助推段导弹防御技术、开发可以显著提升反导效率的多目标杀伤器技术、重视在敌方导弹发射前对其进行干扰和阻碍发射的能力、突出可以实现战时反导力量聚集的高机动性反导平台的重要性，这些措施都将进一步强化中俄对自己核威慑可靠性的担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资本造就了全球化，也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2018年中以来，去杠杆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面对新情况，监管部门及时转向，明确指出当前宏观杠杆率已经稳住，防范金融风险初现成效，预示去杠杆政策正式进入政策回调阶段。但政策回调不能替代对政策初衷的反思。这对未来如何理解和延续去杠杆政策至关重要。如果追溯去杠杆的政策根源，不难发现其源于“三大攻坚战”中排在首位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换言之，去杠杆是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具体政策层面的解读和落实。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展望2019年，考虑到政策落地的时滞，以及前期贸易“抢出口效应”的逐步消退，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寻底的过程。当然，一旦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结果，加上逆周期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协同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或将有所企稳，预期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全年GDP或为6.2%左右。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金融体系的显著特点是“重规模、轻机制”，金融体系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如果将中国金融体系做一横向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比非常高；二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位居全球前列。历经40年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张文朗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郑宇驰
光大证券分析师
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从需求端来看，2018-2020年中国基建投资名义增速较合理的区间大约为6-10%。从融资方式来看，鉴于地方隐性债务较高，基建未来对城投的依赖会下降。更多要依赖显性债务，如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以及发挥PPP的补充作用。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紧紧抓住科学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技术性。2019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立现代化、信息化、动态化货币政策模型，做好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优化产能、优化库存、优化杠杆，支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与贾康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公共经济》、《资金市场》、《财政与发展》、《服务经济学》等
加力提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力是指再度提升减税增支强度。提效是指找准政策发力点并管好、用好资金。两者的互补性是化解高强度减税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体现的是新时代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逆经济周期调节。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尽管已经是中等收入人群，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自我评价往往低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获得感要低于实际所得。如果说扶贫让低收入人群有了获得感，那么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获得感，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乡里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基本制度。王朝国家通过乡里制度，控制、调整乡村民户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强化对乡村民户的人身与经济控制，强制性地征发赋役，最大程度地满足王朝国家的各种需要。邻、里、乡构成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所以，立足于村落，编排户口，征发赋役，乃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乡里制度的实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