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救助中，主要经济体央行和财政积极配合，央行救助普遍有财政资金作为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的第一线。从长期角度看，在吸取历次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央行和财政的关系不断发展，央行自主实施货币政策，并兼顾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等多重目标，但也需警惕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并因此削弱央行履职的自主性，这将对宏观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央行的特殊性在于多年来一直履行多目标制，这有利于央行与财政的统筹协调，但也对央行的专业能力和资源充足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需要财政对央行给予资金支持。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20年世界形势发展的八大趋势：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全球治理博弈愈发激烈，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推进，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加剧，各国在网络空间的竞争更加凸显，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竞争、科技竞争在加剧，核扩散的风险上升，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出现国际化趋势。2020年十大风险：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国际贸易冲突升级，中美因台湾地区、南海等问题政治军事对抗风险上升，《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军备竞赛，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冲突激化，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部分国家内部动乱诱发全球社会动荡，国际原油供给出现危机，英国脱欧对英国自身和欧盟以及全球的影响。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中国债券市场对国债有着旺盛投资需求，没有必要让央行购买。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上向来是利率债供不应求，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均有着旺盛需求。尤其考虑到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么为零要么为负，未来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债需求将会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为抵抗疫情所需的特别国债规模不会太大。即使抗疫特别国债规模达到3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也不过3-4%。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发行国债，没有必要让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赞同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总体看法以及趋势。但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采取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的方式。因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的规定。在这种时刻，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应扩大到5%，甚至扩大到8%，但发行国债应面向市场。
郭贝贝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得益于前期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中国经济整体呈现“险中稳进”的状态；但是如果疫情进一步蔓延，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和更大的不确定性。为进一步防范全球疫情蔓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二次冲击，中国应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稳经济。面对疫情对经济领域的冲击，我国应在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中寻求最佳结合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重构将会在很多领域发生，半导体芯片制造就是一个可能重构的重要产业。目前，芯片生产密集地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地。过去几十年，芯片制造商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一直在向亚洲市场扩张，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靠近地区供应链等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然而，这一模式目前正受到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干扰。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
凯文·P·盖勒格
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已经有时日，但两国曾经联手对付过共同的敌人。作为一场全球危机，新冠疫情也应被视为共同的敌人。毕竟，病毒既不遵守政治边界，也没有任何种族或国籍界限。没有一个国家能单打独斗赢得这场抗疫战争。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击败新冠病毒的共同利益要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分歧。通过要求中国和美国选择第三条道路，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来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少数超级大国的主导供给；二是全球主义的集体行动；三是地区主义的合作一致。对于第一种方式，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无论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来说， 其意愿和能力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对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政府”并不存在，缺乏监管而导致全球公共产品被过度使用、引发“公地悲剧”等问题，而集体一致行动需要支付较高的“摩擦成本”。对于第三种方式，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但是否一定能够形成，则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
于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由于下半年经济回归2019年以来的国内和世界经济基本面，国内和国际需求不足，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最为可控的因素是积极推动应急防疫体制回归常态化防控。在2019年消费增速下滑导致了经济下行速度加快趋势下，加之疫情带来失业风险使得人们更加谨慎，储蓄倾向上升，“报复性”消费不成立。同时，内外需疲弱导致下半年制造业及其投资面临巨大压力。所以，在政策优先级上，兜底型支持政策为主导，主动刺激需求政策为辅助，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扶持力度，保证就业。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回过头看，2003年的非典是中国的一次“新零售”启蒙，非典之后，以实物商品网上售卖为特点，到后来扩张到线上线下联动的各种新型零售业态，推动了中国零售业向新零售转型，并成长世界第一的电商大国。而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将是一次以生活服务的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融合化为特点的“新服务”启蒙。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新服务”将成为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姚耀军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战明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和华南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基地教授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货币中性论仅适用于没有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静态”经济。对于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货币价格（即利率）会影响投资成本，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其简单地推崇宽松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总量扩张速度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低利率对企业家产生的补贴效应还会带来收入分配失衡，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与公共卫生等关键服务领域的巨大冲击，中国无疑需要采取力度更大的财政刺激与金融扩张，扩大财政赤字与债务水平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但是，绝对地拒斥或赞同赤字货币化皆不可取；明智的选择是创造足够大的经济空间与财政空间，从而使赤字货币化变得既可行也有效，也就是既可促进增长又不至于明显损害稳定与平等目标。在人民币实现全面国际化之前，致力于从内部创造吸收消化货币化赤字尤其重要。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对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评价可能要两分法，不能简单地说四万亿刺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恰当的，但也不能说刺激就是错误。中国一定要跳出“谈刺激色变”的心理陷阱。如果经济下滑得很厉害，需要刺激，那就一定要刺激。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循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资源配置出现了系统性的扭曲，我们就必须果敢地对经济进行刺激。但是，光简单地选择刺激政策、没有战略性地进行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就不一定会达成最优的刺激效果。目前是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出6.5万亿的刺激方案，深入设计刺激方案。
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
新基建的本质，即为新经济，也就是信息经济奠基的本质。将来的人类经济就是称之为新经济的信息经济；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基建的核心，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主导新基建而成为将来新经济的主导性基础设施。则新基建将支撑起将来我国经济的整个大厦。这正是新基建的意义所在。此意义之重大，非老基建，即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所能比拟，而更有突破性又更具全局性，进而对于整个经济更具决定性。
李宏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因而必须是一种信用社会。信任如同凝结剂，把单独的个体连接起来，使得他们可以相互合作，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成就了公共生活的繁荣。信任社会的建成，不仅需要制度的改进，更需要观念的转变，需要每一个人的切身参与。欧洲构建信任社会的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国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杨煜达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表明，未来增温1.5℃和2℃的不同情景下，东亚季风区极端降水、极端温度事件等发送概率有显著差异。未来不能排除在全球增暖背景下，气候可能进入新的不稳定阶段，在区域尺度上各种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可能。从全社会来说，加强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机制的研究十分重要，但对极端气候灾害发生机理的研究也很重要，需要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并做好相关的社会应对预案，才能有效地降低极端气候灾害对社会的冲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