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杨继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研究发现：（1）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逐渐从产品空间的外围向中心扩张；（2）新兴产品的出现符合产品空间理论下中的临近原则，距离已有优势产品越近，边际产品转化为新兴产品的概率越高；（3）通过把出口产品空间对应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变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和中国经济增长；（4）伴随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从发展前景看，中国近期重点发展的产业是机械和汽车等产品，长期有待发展的产业是飞机制造等。
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在一个有利于不同国际政治体系之间和平竞争的年代里，竞争伙伴理论能否成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起点，以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险态？竞争，实际上是激烈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残酷的事实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杀的同时杀死另一方。那么热烈的合作式竞争在战略上将是必要的。建立一个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国际大战略，需要双方战略想象力的飞跃。对美苏关系和宋辽关系的反思可以为这一未竟的事业提供重要参考。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立足周边、放眼全球的周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亮点，而中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相邻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相邻大国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可以是决定性的影响。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中俄双方多次公开表示，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二战之后，美英两国紧密合作，确立了人们所见的“自由世界秩序”。这个秩序为世界提供公共品并且具有开放性，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接受。冷战结束之后，当美国西方把内部的“自由秩序”原则，毫无节制地延伸应用到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个秩序最深刻的危机便发生了。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局面。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我们应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如果重启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很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人口红利完全可以转向人才红利；我国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这一切都说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和回旋余地。
潘功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全球贸易摩擦频发，民粹主义抬头，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始注重使用本币进行跨境结算，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契机。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新的挑战，由初期的快速发展阶段进入常态化，进一步深化推动需要相关金融改革的共同推进，需要各方面通力配合形成合力。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蒋一乐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龙玉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Libra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且会对当下货币主权、金融稳定、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我们应充分认识数字货币带来的冲击和机会，也应理性思考先进技术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在吸收新技术的同时，更应该对新技术如何影响货币发行、货币生成机制、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使新技术服务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供给侧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创新驱动的。但是，若需求才是经济的短板，那供给只有在反作用于需求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想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改革，释放各种要素的生产力，如户籍制度改革针对的是劳动力，土地制度改革针对是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对应的是资本。无论那种要素，所有者都是自然人（当然不能忽视政府），无论他（她）凭借何种要素获得收入，最终都会形成需求。
肖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
“数字经济”的定义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的经济活动。具体来看，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条件。数字经济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纯数字产业，具体而言包括互联网、信息设备制造、信息传输、信息技术服务、软件服务等；二是传统行业数字化产业，传统行业利用数字技术带来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近年来，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随着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除了政府努力，更需要千千万万的企业，共同努力稳住生产经营、稳住社会就业，以微观层面的改善为一系列宏观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减税降费是激发市场主体内生活力的关键之举，对于全局影响重大，必须持之以恒将减税降费进行到底。
肖河
外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表面上看，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但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存在不断加速的质变。由于经贸依赖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质变，中国不再可能通过既有途径来恢复双边关系中的总体均衡。要想重新恢复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根本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补偿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朱文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从金融危机到现在十年时间先后遇到的治理难题不断累积，首先是经济问题，接着是财政问题，然后是地方危局，最后特朗普在所有问题上面的层层加码，致使目前到了很糟糕的状况。美国国内治理难题引发了政坛地震，特朗普执政的美国也从国际治理体系的维护者一变而成破坏者，造成全球治理的困境。
张广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症候已经从两大冷战阵营交互揭批的公开展示中退隐到了西方内部，而后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扩散到了全球社会之中。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具体经验，我们才能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儒法文明回应西方挑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7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多边外交逐步形成了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一是经济发展导向，通过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来推进周边多边外交；二是保持开放包容，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三是注重改革完善规则，中国倡导的亚洲地区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地区机制的补充和完善。
王志成
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行业研究总监
虽然我们可以预见将在5G时代出现的很多新生模式，但我们现在对于5G带给社会的变化并不能做出真正的预判。移动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只是实现了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智能手机把人的需求逐步地具像化、数字化。而5G可以把供应侧和需求侧一起实现数字孪生，使得全社会的生产和供应智能化出现互动，这是5G最深刻的逻辑。这些变化就像《三体》提出的技术爆炸和猜疑链之间的关系，5G带来的变革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学概念，5G会最终深刻改变的是社会运行的逻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