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受访者: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采访者:范思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虽部分归结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贸易摩擦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新常态。由此，保持战略定力，加快形成经济新动能，并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大概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段明显的加速，直到2018年以后才出现减速。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值来看，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加速是十分明显的。尽管随后经历了减速，但截至2018年底，其名义增速依然高于2016年上半年。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趋势仍然支持上述观察。但是如果观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无论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在这段时期的增速始终保持趋势下行，这是十分奇怪的，值得深入探讨。
马骏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著有《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国际绿色金融发展与案例研究》等
唐晋荣
中山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组主管、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前，尽管对于风险隐患因素存在较多共识，但各界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染机制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对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如何干预应对也充满争议。因而，有必要吸取日本20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危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2012年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中国A股的异常波动等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深入梳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提出必要的政策应对建议。
宋振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熊文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治政府与地方研究中心主任
静思我国70年的法治政府建设之路，在充分肯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问题仍然不少。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行政水平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依法行政面临前所未有的体制性障碍。许多制度建设不符合客观规律，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微。不完善的行政决策机制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现象时有发生，责任难以追究。行政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健全的行政行为监督制约机制导致一些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纠正，被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
韩道铉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系教授
田杨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新村运动，实现了“三农”的转型发展，为缩小城乡差距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村运动的成功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政策背景，其经验不可复制。但我们可以从“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等共性部分获得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叶晓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作为单极体系中的霸权国所具有战略主导性与能动性,美国在与其他四大行为体(欧俄中日)的策略互动中占有先动优势:在霸权国与崛起国相对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美国能够有效地使用“推卸责任”的策略,使四大次强行为体之间彼此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从而有效地防止制衡国家集团的出现,以达到反制衡的战略效果;当霸权国与崛起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时,美国还可以发动先动优势,将制衡压力转移至崛起国,并将“推卸责任”增幅至战略制衡,从而遏制崛起国的强势崛起。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最近两三年，国内外的很多学术论著与媒体报道都昭示着民主政体似乎正处在危机之中。但如果基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会发现这种论调并非最近一段时间的特例。实际上，西方国家过去200年的历史主线是：起初可能存在着政治均衡，然后出现了某种内部变化或外部冲击，而这种变化或冲击往往构成了一个难题，于是西方国家只好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或提供某种新的解决方案，这样就走向了一种新的政治均衡。这就构成了一个从旧的政治均衡向新的政治均衡调整的周期。
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
要想激励创新，最核心的逻辑就是要设计一个机制，能够在短期内对创新失败具有高度的容忍，但是在长期对创新成功进行高额的回报。设立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是我国探索通过金融与资本力量促进科技创新进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其最终的落脚点是鼓励关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技术创新。
鲁桐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党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是实施“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推出科创板成为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事件，科创板在发行、交易、退市、投资者适当性、证券公司资本约束等方面带来了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元素将为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2018年中国国企实际分红率为16.1%，非金融国企只有5.8%，在国际比较中显著偏低。2018年国企分红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为2.4%，非金融国企仅贡献了0.5%。中国作为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2017年国有资本是GDP的1.1倍，但分红仅占GDP的0.6%。如果中国国企实际分红率提升至2020年的目标30%，可以增加0.5个百分点GDP规模的财政开支或者税费减免；如果提升至国际普遍水平50%，这一比例将升至1.2个百分点。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但成效尚不牢固。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加强制度建设，统筹源头治理、过程严管与污染严惩，协同推进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制度建设、技术创新与资金投入，使各环节、各要素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有机整体。
苏庆义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全球价值链、全球贸易治理、国际贸易形势分析。著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
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论证中国应该加入CPTPP，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国内政府部门和学者对该问题的重视。中国应该看清楚美国退出TPP给自身加入CPTPP带来的机遇期，不要错失这一难得的机会，并尽早作出加入的决定。即便中国决定不加入，也应该坚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并准备好应对美国重返CPTPP的对策。
王永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宋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政策性、开发性和商业性贷款为主，投资基金、证券发行为辅的多种融资方式并举，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性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投融资体系。然而，“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如违约风险高、融资行为不规范、国际金融机构和私人资本参与度不足、西方国家的批评等。中国应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加强融资风险的评估和监控，规范中资金融机构行为，引入东道国和第三方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合理控制融资规模的增速，提高人民币贷款的比重。
丁志刚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杰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乡村治理，可以被理解为由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等构成的完整体系。由此，70年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体现在四个方面：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目标）、多组织共同参与（治理主体）、克服乡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治理客体）、制度、法律、政策的变革与创新（治理方式）。
阿里尔•莱维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潘可为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总裁、国际核扩散问题专家
编译:沈佳琦
历史上，共有五位美国总统试图说服三代朝鲜领导人放弃其核武器计划，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朝鲜高官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核武库，朝鲜该如何生存，又该如何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尽管出现了这一僵局，仍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限制并最终遏制朝鲜的核计划，这些方法或许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不情愿接受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当施予奖励，包括一些减轻制裁的举措。
仇童伟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何勤英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转型，应提高熟人交易的市场化程度。截至2018年，中国农地流转市场中仍有超过50%的交易发生于村庄内部。这表明，市场转型可以进一步挖掘农地流转的潜力。因此，农地流转扶持政策和鼓励政策也应该适当向村内流转倾斜，避免以往过于关注引入外部主体的误区。需要强调的是，从农村的整体发展来看，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是否利大于弊目前仍无法判断。其原因在于，熟人交易的市场化，意味着农地租金的上升和农业经营成本的提高，以及乡村熟人关系网络的“解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