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从目前看，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的再次通话以及特朗普政府推迟3000亿美元清单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时间为中美恢复经贸谈判提供了可能。正视特朗普“非理性”行为下的内在逻辑，积极推动贸易谈判重启，增加信息透明度和理性讨论，快速采取行动改变特朗普眼中的“拖延战术”，有助于扭转迅速恶化的中美局势，为年底APEC峰会首脑会晤解决贸易纠纷创造条件。
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不同平台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争夺用户数量、扩大市场规模，还在更广泛意义上争夺消费者有限的注意力和向商家、开发者提供足够的关注度。不同数字平台的竞争优势建立已不局限于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层面，而是依靠高频度的创新来争夺稀缺的用户时间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快速变现。准确认识数字平台竞争的主要规律，对探索适应平台经济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创新监管方式意义重大。
贾庆国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当前， 西方国家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和意愿的弱化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共同推动着国际秩序走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国际秩序未来演变中，中国既要坚持改革开放， 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也要求同存异，推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合作，有效处理和管控好与美国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以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外交的新思考》《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国际政治概论》《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等多部著作及译著
基于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累积式发展，中国崛起已然成为全球性话题，国内舆论甚至发出中国引领世界、开启百年巨变的声音。就此而言确实“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仍主要在经济方面，世界仍处在长期“量变”过程中。面对巨大成就与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杜绝盲目自大和战略误判，树立大国风范，继续保持平稳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不足，弥补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差距，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大国向精致 的“仁智大国”（“仁”的社会、“智”的外交）的转变。
熊伟
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房地产税是党中央确立的重大立法事项，已经被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备受全国人民瞩目。尽管如此，由于立法的思路和方案从未披露，每个人都在根据经验和猜想进行解读。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要开征房地产税？如何保证不同纳税人之间的公平负担？现行房地产税制该怎样配套调整？纳税能力不足时是否可以得到照顾？家庭基本的居住面积能否免税？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时时透露出对房地产税正当性的焦虑。
金秋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金雪军
浙江大学资产管理研究中心
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创新型的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型的金融支持。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推动“银行+证券+信托+保险+投资+租赁+政府+担保”等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模式，构建起一个分布合理、功能全面的一体化融资创新体系，切实提高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覆盖度、可得性和便利性。
田孟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近年来，中国巨额的财政资源大都是以项目制度为平台或载体输入到农业农村，但制度实践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十分普遍而又严重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其中的关键是农民的需求偏好缺乏表达的实质性空间，农民的参与权难以落到实处，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严重不足。通过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实行制度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品供给模式，将能够非常有效地破解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民生事业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韩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王术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刘长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差距做系统、客观评估，总结当前农村发展的短板和主要障碍，对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必要性。农村发展政策与目标随着对农村发展内涵的认识的深化而发展，对农村发展水平的评价也要从农村发展的内涵与政策实践出发。
李青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日本又被称为全球最适宜养老的国家。日本在养老保障上的成功，得益于养老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相关政策的完善，通过国民年金、医疗保险和介护保险支撑和保障养老，催生和保障养老产业的发展。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透明度就如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显性债务，而水面下的就是隐性债务，其风险不言自明。同时，地方政府债务既有短期风险，又有长期风险，要化解其风险，就要综合考虑，不仅要看表面，还要看风险的整体性、各个领域的穿透性和传染性，不能就债务论债务，必须从经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进行判断。因此，为更好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各部门形成合力，共同以改革创新的思维来统筹风险防控。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就有效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化的有机生长性问题。城市化有机生长性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从发展的基本目的和发展的行动主体看，城市化既是为了“人”，也必须依靠“人”；从发展要素看，城市化所需各种要素之间应协调并进；从发展节奏看，城市化进程理应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从发展历程看，就一般情形而言，城市应当拥有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中国目前城市化在其有机生长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最危险的论调就是脱钩论，美国最保守的那部分势力基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希望中美脱钩。国内也有人回应，尤其有些技术领域的人积极鼓吹中美脱钩，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其背后可能有利益诉求，因为脱钩之后国家就会千亿千亿地投入去做技术攻关，但是有些条件不允许的技术攻关，投入很大取得的效果一般，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这个话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做严肃的公开讨论，不然就会犯错误。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推进直接税改革，需要紧紧抓住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同时，应积极地以税改促成税制立法过程中的广泛讨论、公众参与，在充分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不同利益集团诉求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寻求“出以公心”的合理的税制现代化解决方案。
孙明春
博海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中美贸易战一直阴云不散，而且有扩散到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迹象，但中国政府仍然推出一系列重大的金融业开放措施。金融业开放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也有助于降低中美关系陷入所谓“新冷战”的风险。不过，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应考虑到对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美国和美元“霸主”地位的潜在挑战。我们应秉持共赢思维，减少零和博弈，维护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发展与繁荣。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8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告称，将3000亿美元清单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时间从9月1日推迟至12月15日。从暂缓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和时间选择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因素是特朗普这一决定的首要考量。这也证明中美贸易关系依然十分紧密，特朗普现阶段很难在不伤及美国经济的情况下继续挥舞关税大棒。尽管市场上有不少观点认为中方继续谈判的意愿已经不大，但磋商的大门仍然敞开。加大开放、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等重点与其说是应对贸易谈判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中国“走好自己的路”的关键步骤。
周跃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
根据近两年的经验，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或者是焦点事件发生时，人民币汇率都会出现短期的快速下跌。此次贸易谈判出现波折，不仅在短期从预期和心理层面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冲击，而且同样将抑制人民币汇率走势。因此，下阶段人民币汇率还将持续面临一定贬值压力。但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依然坚实，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有可靠基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