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占耕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农业70年是在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发展和壮大的70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农业创造了许多令世人敬佩的奇迹:中国农业在中国这块人多地少机会成本极高的土地上解决了千百年未能解决的粮食问题;中国农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支持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并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快速通道;中国农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具有自己特色的农业市场化经营。
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马朝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无论生产要素向何处流动,它所改变的只是城市的规模和城市的生长点,而不可能改变消费选择聚中和工商企业扎堆规律,故城市化的趋势不可能逆转。具体对中国来说,目前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仍任重道远,因此我们绝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误导而放缓城市化进程。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养老三支柱模式,即由作为第一支柱的法律强制的公共养老金即基本养老金、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个人共同缴费的职业养老金计划(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和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储蓄计划(商业性养老保险)共同组成养老保障体系。对“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我们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可能产生阻碍因素的问题,降低摩擦系数,以积极推进其建设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对于养老保障体系的客观需要。
卓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吗?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当前的困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吗?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当前的困局。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著有《后来居上:中国工业发展新时期展望》《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提升潜在增长率和可及增长率,我们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些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政策。目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更紧要的任务是通过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缩小潜在增长率和可及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上,因为其空间已经不大。
胡月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生
田志宏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对中国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做好长期攻坚的准备。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与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相近,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可以吸取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分阶段、有侧重地实施战略内容,以立法为保障、以市场为基准,加快建立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鼓励产业延伸和创新,逐步推进新乡村、新乡风和新乡貌形成。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的《改革方案》,提出诸项改革原则和具体详实的改革举措,彰显了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破产等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心。《改革方案》为接下来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提出了新要求,也确立了新方向。今后应在《改革方案》指导下,坚持“啃硬骨头"的改革思路,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实现行政与司法联动并兼顾稳定与效率价值,在我国加快建成体制比较成熟、制度更加定型、实效顺畅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体系。
王秋瑞
上海律师
一般来说,土地一级市场政策导向性较强,以土地管理部门控制为主。土地二级市场,则在价格上以市场调节为主,但转让规则等多方面仍受多种政策约束。此次国务院出台的《指导意见》,即是专门针对土地二级市场。在制度创新方面,《指导意见》有多处突破,当然也有一些需要在落实过程中进一步厘清的现实问题。
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方面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对于养老设施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度猛增,另一方面现有养老资源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嵌入式”养老院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政府力推的养老模式,上海市已经将大力建设“嵌入式”养老院列入了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目前在上海乃至全国引发的邻避事件正逐年增多,可以说“嵌入式”养老院引发的邻避困局正在形成,且相比于垃圾焚烧厂、PX项目等高污染高风险型设施其治理挑战更大。
蔡凯龙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比特币在数字货币世界一家独大的格局至今没变。然而,由于市场上对稳定币的需求巨大,自2017年以来,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量的稳定币。Facebook的Libra计划,在引爆新一轮对非主权稳定币讨论热情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管关注和参与。央行数字货币,亦主权稳定币,也重新提上各国监管者的议程。未来谁能主导稳定币市场?是现有的老牌数字货币稳定币,还是巨头杀入数字货币世界扶持的非主权稳定币,还是若隐若现的央行数字货币?我们目前很难去预测。
伍戈
经济学博士,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徐剑
长江证券研究员
肖扬
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徐超群
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作为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制造业的低迷牵动人心。对此,各种纾困政策层出不穷,特别是今年减税降费等措施直接作用于该领域。在此大背景下,5月份以来制造业投资有所企稳甚至回升。展望未来,贷款利率趋势下行和减税降费逐步落地将有助于制造业纾困。但在总需求承压情境下,叠加去杠杆及流动性分层的后续影响,未来制造业投资或仍将低位徘徊。不过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其实更是老百姓的“痛点”。
郑方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晓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教育财政考虑人际差异从而倾斜弱势群体以使其平等获取教育资源,使每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能力相当,这在扩展个人实质自由中意义非凡,因为实质自由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可行能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是重要的发力点,但资源的投入应着眼于化解结构性矛盾,追求公众教育满意度提升,尤其是提高低收入者教育获得感,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现代教育。
薄贵利
宁波大学人才强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人才高地,总目标和总任务是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更加宽松、更加灵活、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人才政策,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为此,迫切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实行底线管理,减少行政干预;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打造吸引和凝聚人才的良好环境;建设若干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平台。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中美“脱钩”的声音开始出现。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后,中美“脱钩”的声音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美国试图单方面人为地让中美“脱钩”。“脱钩”的领域包括贸易、投资、科技等。从产业和企业的角度来讲,“脱钩”意味着将中国排斥在美国主导或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之外。中国应加快出口和投资多元化的步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产品的生产和技术上不受制于人。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最重要制度基础是农民集体土地制度及建立在该制度基础之上的农民集体经济。借鉴同为土地公有制的国有农场经营体制的经验,借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恢复农村集体土地的生产资料性质,有望同时解决当前农村土地细碎化与农民难以组织起来的两大困境,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条件。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从经济流量指标和资产存量指标总的来讲,可归结两句话:“经济流量指标——民营经济超半壁,资产存量指标——国有资产仍然占大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因此,改革应是“包容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而且,算总账,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