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的数字货币形式到底是政府/国家货币还是私人部门货币？其实两者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既有竞争也是互补的关系。创新的动力来自私人部门，但私人部门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系统性重要性时，就需要政府监管来管理风险和负外部性。今天，Facebook Libra启动后可能很快具有系统重要性，需要监管未雨绸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是对社会有益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但其规模具有系统重要性，所以需要加强监管。
中央党校中青三班一支部肇庆调研组
农村土地征收是城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难题，难就难在利益分配。2013年以来，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在新区建设实践中，通过“集体入股国有” 的“土地两级股份化”改革，探索城乡土地合营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让农民成为城市发展的“合伙人”，走出了一条共享土地增值收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中央党校中青三班调研组赴鼎湖区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王君也
重庆智库研究院专题研究部
王佳宁
大运河智库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我国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共有284个贫困县申请退出。从今年7月初开始，国务院扶贫办将对宣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按20%的比例进行抽查。因此，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有必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贫困退出长效机制。贫困退出机制涵盖贫困退出的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研究员,著有《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合作》等
陈相秒
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美南海竞争愈演愈烈是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中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声索国南海政策调整的推动、美对中国南海政策的错误反应，同时美国国内逐渐占据主流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也是中美南海博弈由利益冲突走向政策对抗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较量升级的态势在短期内恐难改变。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应以顺应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大趋势、保障外来人口居住需求为目标，有序扩大农村宅基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可通过置换等途径在不同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间流转，宅基地成员使用权只能在本集体内部流转、但为给放活流转使用权创造条件需要进行铺垫性改革，宅基地流转使用权可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开放性。需要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办法，加快宅基地和农房的确权登记颁证，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
何宇鹏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武舜臣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要实现有机衔接，关键在于探索一种使农户受益和使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激励相容的合约方式。研究表明，土地托管模式实现了粮食生产由土地规模经营到服务规模经营的转变，使农民能分享经营收入；“四位一体”的“正大模式”推动现代养殖项目“农民所有，企业经营”，使农民能分享资产收入；产销直通的电商模式促进了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使农民能直接获得消费者价格。
王勤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中美贸易战的逐步升级，导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中美两国分别为亚细安国家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2017年，亚细安与中国、美国的商品贸易分别为4410.09亿美元和2342.7亿美元。中、美两大贸易伙伴的贸易纠纷，对亚细安国家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已逐渐显现出来，短期的负面效应要大于长期的正面效应。
陈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
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克服了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和领土纠纷等不利因素，逐步建立起面向全球市场的供应链体系，促成东亚经济的整体腾飞和一体化进程。然而，中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这一供应链体系在中国的布局，导致大量制造业工厂逐步撤离中国，并且干扰了区域内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对于住房问题，不缺少认知，而缺少共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走过弯路，也行成诸多好的经验。当前最重要的是凝聚共识，将好的经验“制度化”。共识应该包括，第一，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是风险之源。第二，应构建阶梯化的住房供给体系，住房供给应形成“高收入靠市场、中等收入靠支持、低收入靠保障”的阶梯化结构.第三，“稳预期”应放在突出位置。第四，金融稳健和人地挂钩是治本之策。
刘雨辰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学说,该学说以“美国优先”为基本原则,以“美国再次伟大”为结果导向,以极限施压为策略,着眼于重建绝对实力优势,加强大国战略竞争,用较少成本获取更多收益,具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扩军主义的表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也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对此,中国应该积极有为,采取有效策略加以应对。
薄文广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由于面临一些非企业可以控制的情形，北京中关村企业转移到合作创新共同体的进展并不如预期顺利，一些产业合作园区陷入艰难度日甚至濒临失败的困境。因此，中央层面理性的顶层设计就成为京津冀创新协同发展战略得以深入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的促进作用应重点放在解决凭借三地各自力量均无法解决的一些制度性政策壁垒和规定上。
黄曦颖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
周君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注册城乡规划师
通常认为，在给定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条件下，城市人口承载力的极限或阈值空间的确存在。然而世界级大都市日本的东京，除若干年份外，人口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包含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在内的东京圈（稍小于中国北京市的面积）2017年人口达到3661万人，而此时北京市域人口仅为2171万人。东京圈的人口集聚经历了哪些阶段，期间采取了哪些调控政策，政策的效果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提供参考。
保罗·克鲁格曼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唐纳德·特朗普宣称“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这个经典言论肯定会被载入史册——但不是流芳千古那种。相反，它类似于迪克·切尼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的预测，“事实上，我们会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欢迎。”也就是说，它会被用来说明，推动着关键决策的，往往是怎样一种傲慢与无知。因为现实是，特朗普并没有赢得贸易战。诚然，他的关税损害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它们也伤害了美国。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关税正在实现特朗普假定的目标，即迫使其他国家做出重大政策改变。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孙婉莹
恒大研究院
华炎雪
恒大研究院
上半年和6月份数据出来以后，市场一片“经济企稳”“企稳回升”“超预期”的声音，作为一名从事了20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研究员，我感到深深的忧虑。我们预计2019年下半年-2020年上半年经济将再下台阶。2019年下半年受库存周期复苏和基建的部分支撑，经济下行斜率较缓、韧性较强，但2020年上半年将出现库存周期、房地产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同时下行的叠加，经济下行斜率较大。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挑战。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养老问题，在扩大养老服务中释放增长潜力，既需要实行具有超前的、能够延缓和减轻老龄化冲击的产业、就业、人口等政策调整；更需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推进相关制度的重大变革。
蔡凯龙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数字货币的快速崛起，大量私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以及巨大的价格波动， 促使各国监管者越来越重视这个行业。特别是近期Facebook宣布成立联盟发行Libra非主权稳定币的计划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数字货币。Libra币挑战了各国的主权货币，倒逼各国监管者加快行动步骤，以应对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然而，目前对数字货币的监管还处在雏形阶段，不仅全球各国区别很大，而且一直处于快速的动态变化中。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