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马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税收研究室副主任
邓若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仅就税收而言,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甚至是偏低的,即使从综合税费的角度,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全球最多处于中高水平,远远算不上最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仍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爬坡阶段,对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支出的需求依然强劲。未来,中国的减税降费举措仍将持续,这不仅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是应对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可以预期,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将继续升高,财政风险将持续增大。
徐凯舟
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谢振忠
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数据中心是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是各类下游数据应用产业的基础,具有较强的联结价值链的公共属性。近年来,国家出台政策支持数据中心发展,各级政府采用电费贴息、投资补助、减税降费等手段支持建设数据中心,但同时也暴露出支持路径不明、募资方案低质、补助方式落后等问题。建议从三方面优化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引导支持,加快新基建有效投资落地。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其广泛发展使世界经济成为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规律决定了全球化经济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表现。本文研究表明:(1)价值链分工是各国优势要素的国际合作;(2)跨国公司组合全球要素决定了全球生产布局;(3)政策干预下要素流动是一个扭曲的市场;(4)要素收益原理决定了各国经贸关系中的收益分配;(5)世界经济增长因要素流动形成新机制、新结构;(6)要素流动改变世界产业布局,导致贸易不平衡;(7)发展道路在要素流动下出现新模式。要素流动理论是解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基础理论。
民银智库
2017年以来,欧美发达经济体持续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制定顶层战略规划,并综合运用税收、贸易、金融、科技创新等政策措施,不断巩固提升工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新冠疫情发生后,部分欧美国家在实施逆周期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引导产业链回迁。从实施效果看,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就业阶段性改善,部分国家国际贸易逆差有所改善,但工业出口结构总体未得到明显优化。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欧美“再工业化”或将加快本土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欧美“再工业化”的方向和路径产生深远影响。
刘晓曙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侯传璐
以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作为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产业升级的信号的这种认识,大体适用于处于工业化前中期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处于工业化后期、信息化时期的国家。那种认为“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高级,第三产业占比提高就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产业升级”的绝对化观点,是有待商榷的。要判断一个工业化后期经济体是否正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升级,相较于第三产业占比提高这一信号,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占比提高这一信号更加可信。
万海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孟凡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所以,正如总理所说的,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楠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为了实现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可持续性,人口质量问题无疑是政策优先选项,唯此才有望实现“经济效率—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政策次序上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政府和国会连续出台涉华政策、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官员攻击中国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双边关系正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跌落。世界舆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迎面而来。这绝非危言耸听。中美关系越困难,越需要我们确立底线思维。
刘裘蒂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10万多美国人死亡,并因此而导致4000万人失业。但共和党人拒绝把疫情和种族分裂联系起来。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福克斯新闻),基本上专注于抗议中的暴力行为本身,尽量把事件与疫情对黑人的打击剥离出来,甚至认为年轻人因为封城闷慌了才会上街发泄。而特朗普的反对者坚持把种族暴动与疫情反映的种族差别境遇牢牢地捆绑起来。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疫情过后,世界经济格局也许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第一个风险是疫情过后逆全球化的政策找到新动力。比如,疫情冲击将过去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供应链放在本国内才更加放心。第二个风险是如今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太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出时容易得人心,但退出就会在政治上遭遇比较大阻力。如果未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时步履维艰,甚至永远不退出,意味着全世界流动性持续泛滥,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级别的巨大冲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器”,是反映中国经济稳定的一个关键指标。在经济结构的重心转向国内消费的背景下,中国并不指望依靠货币贬值来扩大出口,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多是为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对外投资、疫后经济恢复起到“防火墙”作用。实际上,近几年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的重点,已经变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动态稳定,稳定国际国内投资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避免因人民币贬值冲击市场信心,造成资本外流,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如果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那么金融开放就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
冯帅章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孙坚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博士后
在当前宏观经济前景不明,就业市场面临较大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新经济的规模持续扩大,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开展、完成工作的新就业形态越来越普遍,“新就业形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就业形态”是什么?当前在中国发展情况如何?进一步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如何顺势而为,壮大发展?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稳定就业,实现中央“六稳”、“六保”的战略部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査道炯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公众健康首先靠一个国家自身的努力,也是国家的责任。疫情总会过去,我们一要常态化地提高履行公共健康及相关领域国际公约的水平;二要促进对原有病毒和新病毒的流行学、病原学研究与交流;三是以人、动物和自然环境三者的“全健康”为目标,改进国内的公共健康服务,最后是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屠光绍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全国政协委员
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要尤其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有着很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未来,加快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是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两招。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郑秉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住房公积金制度目前还有存在的价值,应继续保留,它的历史使命并未完结。我的看法是,公积金制度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公积金存在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对缴存职工的不负责任,从某种角度讲,是用价格低廉的优质资产“养肥”了国有银行。既然有学者提出了取消公积金的动议,决策者就应该有紧迫感,抱着对人民利益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尽快行动起来,不要让一个很好的民生制度长期成为一个“软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