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早在此次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显著放缓，呈现出安邦咨询（ANBOUND）所说的“新常态脱轨”现象。既然如此，为何中国政府还要如此节省“弹药”？是在为今后更大的危机保留政策余地吗？在全球各国“大放水”背景下节省“弹药”，这也许是一种政策操作“技巧”，但实际上，中国很可能有另外的难言之隐——政策仓库里并没有足够的“弹药”！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也受到不少的约束。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亨利·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赖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任
当前，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应对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后的形势。美国下一届政府的最重要任务是在疫苗研发和治疗方面推动国际合作，在重建国家经济时协调各国利益，促进互惠。美国还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机制，发展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应对今后的传染病危机和其他国际挑战。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民族主义的以邻为壑政策，那将是危险的。总而言之，推动全球共同抗疫应该是当前美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 G20 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 WHO 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 “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些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朱云汉
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的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
任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研究员
黄宇韬
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以技术为主要解释变量，可以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互动的角度分析技术与霸权兴衰之间的关系。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出现于两种情况：其一，技术周期更迭且新技术研发滞后；其二，霸权国比较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上升。为了护持霸权，主导国基于国家逻辑“校正”市场逻辑。然而，“天平重心”偏向哪种逻辑并不必然决定霸权兴衰的结果。未来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各国会更加强调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带来诸多新挑战，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格局。
卢基扬诺夫
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
巴拉巴诺夫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
博尔达切夫
利索沃里克
舒申索夫
季莫菲耶夫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国际制度的“摇摇欲坠”将未来归结为两个基本选择。要么维护已有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但要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不同取向的玩家将面对不可调和的竞争。核武器仍然是防止滑入全球军事灾难的主要因素。但其威慑力并非是无限的，而且制度效能的进一步低下也将对其构成冲击。
杨延超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
我国《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民法典》原则性的规定，可以为后期立法奠定基础。人脸识别会带来极大便利，同时引发的公民隐私权问题也备受关注。由此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讨论。可不可以搞人脸识别？侵犯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又当面临什么责任？这些问题估计也只有等不久将出台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具体规定了。
赵敏
走向智能研究院院长
高丹
赛迪顾问软件及服务业研究中心总经理
黄路川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CMO
主持人：赵姗
近日，美国禁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使用美国的工业软件MATLAB，引发学术界和技术界的广泛讨论。工业软件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和核心支撑，与先进的工业产品、与国家大力推动的装备制造业走向高端密切融合到一起，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伴随着工业软件重要性的凸显，工业软件也成为贸易争端当中遏制中国智造崛起的手段之一。掌控核心技术越来越成为工业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CPTPP既包含经贸实力强的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更有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越南等新兴经济体，是一个将公平性与包容性较好结合并对发展中国家较为友好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如果中国加入CPTPP，这一贸易体系经济总量可达全球的28.3%，成为有近19亿人口的大市场。客观来看，中国与CPTPP的标准仍有差距，因此在把握机遇同时，中国更应加大开放力度，主动迎接挑战。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从现代货币理论看政府和社会，让人唏嘘，它看似发钞混日，寅吃卯粮，也看似一个人想要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无论财政赤字货币化，负利率、量宽承受多少争议，有一点是值得提醒的：发达国家几乎群体性地走到了这种地步，起码不应将此描述为西方的集体失智和末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各国相较，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之距。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罗斯福新政期间，曾出现过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但在对权力有制衡机制的制度框架下基本得到了纠正。新政同时推动了制度改革，即打破传统的既得利益框架，建立维护社会公平和全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一新的制度框架，既保证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又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把原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早期资本主义法则，改变为在保证市场竞争、效率优先原则的同时，将社会公平作为另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目标，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各阶层共存、共享、共同发展。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关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的合理依据，源于我国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韧性、腾挪余地和增长的空间，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用好这种“成长性潜力空间”；而有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则延续了自2010年以来引领新常态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指导方针。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在挖掘经济成长潜力和实现“六稳”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特别是在与稳金融和稳投资结合方面，可以打出一套有力的“组合拳”。
民银智库
新基建市场空间巨大，投资需求旺盛。截至6月初，已有20多个省份公布了规模达数万亿元的新基建建设计划，保守估计“十四五”期间新基建累计投资规模将超过23万亿元。当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纷纷加大对新基建及相关科创行业的支持力度：如提供一站式专属服务；创新投贷联动机制，形成全景式、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设立科技支行或科技专营团队；打造“融资+融智+融技+投资”“贷、债、股、资”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等。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的下降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它是有边界的。不宜从GDP份额中去理解制造业的地位，因为它是国民经济良序运转的基石。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退，我们所说的市场优势，在“我们人均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的现状下，又有多少真实的优势可言？无论是当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未来避免陷入“高收入陷阱”，拥有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是一个长期课题。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从经济冲击看，尽管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受到冲击的峰值接近尾声，但复工延长疫情的风险和潜在的二次冲击仍难以忽视；从金融冲击看，疫情带来的情绪和盈利“双杀”有时差之分，发达市场驱动着全球性情绪起落的β，而新兴市场分化加剧的疫情干预效果影响着相对波动的α；从政策应对看，史上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但在债务和币值双重约束下，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由疫情冲击带来的次生风险不可小觑。展望下半年，在疫情全方位冲击的快慢交叠之间，全球经济复苏动力换档，金融市场波动和调整的来源更替，政策潮水退去后风险渐次显现。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我们认为，逆全球化阶段是目前世界的主旋律，我们不能因为幻觉和偏好，继续沉浸在全球化的梦境之中，这将导致严重的政策错位，空耗大量资源，错过改革和调整的窗口期。但是，推动全球化的根本性动力因素是资本的力量，而逆全球化的最大抵抗力量也是资本。正是因为这个动力性因素始终存在，只要资本的力量没有消失，那么全球化依旧将在逆全球化阶段之后继续前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