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面对长期化的全球疫情，中国货币政策打的是一场志在长远的“持久战”，对政策走势的前瞻也需要跳出“速胜论”、“速退论”的窠臼，放眼于“战局-战略-战术”的全局推演。在战局层面，目前三重因素革新了货币政策的环境与角色，构建起未来政策力度的波动走廊。在战略层面，中国货币政策已进入“持久战”的相持阶段，总体方向不会动摇，边际力度将沿波动走廊因时调整。在战术层面，据我们测算，在“1.5万亿让利”的政策组合中，贡献大小排序为LPR降息、“应延尽延”政策、银行减少收费、再贷款再贴现。
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疫情快速传播到全球主要经济体，疫情蔓延和各国控制疫情的措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打破了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目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布局正处于深刻变革周期，影响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因素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将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标准。
刘士永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当大流感疫情稍歇时，专家即已注意到拐点的出现与判断存在许多前提；对比各国拐点发生脉络后，亦确认各国社会与医疗情况不同会造成拐点出现的条件差异化，甚或造成拐点盘旋、疫情不消的状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众心理拐点认知所造成的过度乐观，反而可能导致防疫松懈，出现疫情复发的尴尬局面。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预计，中国在2022-2024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5%，但其中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依然可以保持在2.3%的年均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独占鳌头，这主要得益于未来三大改革——新型城市化、产业链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将对冲中国在人口、债务以及逆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增长压力。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人口向城市，特别是高密度城市、大城市集中是有人性的基础的，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服务业占比逐渐提高也是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这两条规律的政策含义有三条：1、减少用行政干预手段干预人口空间分布。2、户籍制度要加快改革，要加快城市移民的融入，尤其是在高密度的大城市，要加快融入。3、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供应要放缓，尤其是在低密度的中小城市，又尤其是在那些人口流出的城市，土地建设用地供应总量要放缓，甚至要随着人口的流出做缩减型规划，防止人口密度过低对未来城市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施嘉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张建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就“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来说，不仅其内涵相当模糊，而且还存在着三大悖论:一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历史逻辑并不规律；二是约瑟夫·奈在引申中修改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两个要件，而这两个要件均不能得到验证；三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难脱霸权稳定论的窠臼，而约瑟夫·奈却回避了霸权稳定论这一根本性问题，即美国霸权是否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那样急剧衰落？
李奇霖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张德礼
粤开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
6月经济继续复苏已是既定事实，不确定的是，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生产已经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关键看需求恢复的节奏和力度。展望未来，经济运行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体现在：首先，外需恢复可能会有一些反复。其次，房地产赶工周期的可持续性不强。再次，消费反弹的动力也不足。最后，当前企业仍面临着比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李志传
阳光保险集团高级经济师、澳门城市大学特约研究员
旷婷玥
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台的最高水平的开放政策，是中国主动应对国内国际重大变局、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的战略抉择和积极探索。未来几年，海南将以建设自由贸易港为主要任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从海南发展的历史、当前的比较优势、宏观经济及周边环境、竞争对手条件等因素来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还存在诸多风险和制约因素。
陈宝明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丁明磊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金融危机以来，各主要国家都在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实施“美国优先”战略，还没有提出较为明确的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但是相关政策已对科技创新产生影响。同时他还拟大幅度削弱联邦政府科技预算，这也将对美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一定影响。与美国相比，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稳步实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也日益突出。为促进未来经济增长，我国应坚持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新创业，增强经济增长潜能，并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人行货政司课题组
2019年至2020年1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逐步走高，主要是受供给侧因素扰动，结构性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有观点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少数紧俏物资价格短期上行的现象，称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近几个月，同样受结构性因素影响，CPI涨幅较快回落，PPI涨幅再次落入负值区间，又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了典型的“通缩风险”。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谭笑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短期来看，中美两国供应链难以完全脱钩的判断依然成立，美方对华发起脱钩行动皆会遵循“窄领域”“间歇性”等特征，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过分伤及美企在中国的利益、危及自身市场份额。中期来看，中国仍需坚定不移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并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供应链多边化”，从而在面对“供应链战争”时拥有足够的止战能力。长期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掌控整个供应链，也不可能长期占据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唯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才能做大供应链的全球市场，实现科技的共同进步，最终造福全人类。
霍建国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地概括，它既有双边矛盾，同时在国际多边场合也体现了对立和矛盾的发展。从动态的角度讲，矛盾的双方都有产生变化的可能，更何况中美矛盾交错复杂，要注意矛盾变化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次机会，寻求解决和化解矛盾的可能。现阶段我们需要提高对美周旋的能力，驾驭复杂矛盾的能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保持斗而不破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所以说周旋也是一种艺术和水平，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软实力的体现。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大变局意味着当今国际社会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调整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更昭示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而对自诩为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因此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其要竭力稳定现有国际秩序，并通过在区域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获取制度性收益。基于此，日本现阶段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制衡特征，意图在对华合作中既要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要形成对华制度优势。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在未来，我认为发展经济学要做几方面的研究。第一，进一步地去理解制度和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第二个问题，要解决激励和协调的关系，中国既有的制度下，官员晋升和考核的确激励了官员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但是由于各个地方各自为政，是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内生的结构升级。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很好，但是服务业发展比较欠缺，投资很旺盛，但是消费不足，到底这个产业结构的转型怎么产生和实现。第四是内生的制度变迁问题。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可以进一步去做。
潘向东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刘娟秀
新时代证券宏观团队负责人、首席宏观分析师
下半年CPI增速在高基数下下滑，这点没有争议，但大家对于PPI增速的分歧较大。影响PPI增速的主要因素仍是产出缺口，但是和大家认为的实际产出起主导作用不同，我们认为疫情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和美国不同的是，由于缺乏金融工具、社会保障待完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等原因，中国居民和企业行为决策对经济基本面反应迟钝，这就导致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对经济基本面不是很敏感，比如中国债券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都不能像美国一样反映经济预期，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当前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了明显倒退，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已经接近用尽。中国开始被美国脱钩，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脱钩，被部分欧洲国家脱钩，中印关系还有可能继续恶化。此外，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领域，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变得越来越“棘手”。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倒退，对这种趋势不能不防。随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恶化，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地缘政治红利”已消耗殆尽。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去构建新的发展环境，重构新的地缘经济关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