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等
“印度崛起论”在美国智库的思考逻辑中变得功用化。而这些年，海外一些对中国崛起不太看好，或对中国政治体制不太认可的学者，常以印度崛起对照中国崛起，多多少少有炮制中印竞争，挑拔中印矛盾之嫌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调试图借印度崛起，否定中国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能实现国家崛起的基本事实，诱使中国学习印度经验，而不是相反。
贾春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俄罗斯向来对外部安全威胁异常敏感，同时面对威胁也从不示弱。在俄罗斯看来，北约东扩及强化在东南欧的军备反映了北约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敌对心态，这些行动不仅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也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因此，面对北约的东扩和整军经武，俄罗斯选择强硬回击。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与以往的驻村工作队不同，驻村帮扶面对着农村新的发展格局，承担着与以往工作队不同的任务，扶贫与发展的任务要求工作队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现实的问题是大多数工作队还是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如何使驻村帮扶更好地融入乡村社会、发挥扶贫的作用是决策者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
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策略选择依据强度由低到高分为语言、经济、政治、军事四大类。其中，语言类楔子策略主要包括宣传战、心理战；经济类楔子策略则有经济援助、经济制裁；政治类楔子战略涉及背书、颠覆；军事类楔子策略主要包含军事援助、军事制裁和军事征服三种。此外，缓和、谈判等也可能成为策略选择。 战略利益、战略阻力、战略资源三者基本上决定了楔子策略选择，同时国内偏好也有所影响。对冷战时期美国楔子策略的选择规律，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三个假设：一是战略利益越重要，美国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楔子策略；二是战略阻力越大，美国越有可能采取低强度的楔子策略；三是战略资源越丰富，美国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楔子策略。
张磊
北京市台办研究室副主任
短期看，民进党经过包装的“本土化”政策组合拳确实奏效。但是，解读台湾政治不能看一时之局，而要放宽历史的视野。真正并最终决定台湾前途命运和各政党命运的是两岸关系定位和路线。从“自然台”到“最终统”中间可能存在漫长的“过渡期”，“一中”原则和“化异聚同”是保证两岸在“过渡期”实现和平发展与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基石。
易剑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院长
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困局所在就是体育没有嵌入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体系。
柳丰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俄罗斯外交、中俄关系、独联体地缘政治,著有《“铁幕”消失之后——俄罗斯西部安全环境与西部安全战略》等
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建、东欧和东亚地缘政治变化、中俄美三角关系失衡等背景下，中俄两国于1996年4月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此，中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中俄战略协作呈现有紧有松、侧重不尽相同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处于不断向好发展状态。
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城乡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著有《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等
社会政策要托底具有很广泛的内涵，为现阶段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各级政府应该转变观念，提升认识，更加重视发展社会政策。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民众在各个方面的民生需要，发现社会保障的短板和漏洞，并通过加强制度设计而构建更加有效的民生保障底线。
林宏宇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来了解美国选民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诉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洞悉或者预测美国国内政策的演变轨迹。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来看，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第一种，对国内政策有重大影响，当选总统上台后很快调整现行政策；第二种，对国内政策有较大影响，当选总统上台后，对现行政策做出部分调整；第三种，对国内政策基本没有影响，当选总统上台后基本继承上届政府的政策，没有对现行政策做出调整。
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国际比较教育、教育发展规划与政策、学校文化研究
“双一流”建设这一新形态和新导向隐喻了这样一个现实命题：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既相关联又不相同，其中的“关联”表现在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而“不相同”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大学分类发展的建设思路，或者准确的说是一种“形而下”的建设方略。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进而这一关系又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相联系。
顾宗勤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
现代煤化工不仅可以提供清洁油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产品，还可以延伸发展烯烃、芳烃、乙二醇等石油替代产品。作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式，“十三五”期间仍需继续开展升级示范，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系统优化集成水平，提高能源转化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降低工程造价，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进步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王续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代表制和派出制在理论上既有区隔又有联系。我国现阶段地区和街道两级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地方人大派出制凸显了代表制和派出制的联系乃至连接。两级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的缘起嬗变、体制机制展现了其制度的属性特征和代表制对派出制的借助，也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的有限形塑；着眼未来地方治理的发展，这一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
赵昌木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教师职业伴随着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离而独立，随着社会发展和劳动分化而走向专业化。专业化的教师是那些合法垄断教育专业技能的人，是高效率教育活动的操作者，是在教育科层组织中有效履行职责的执行者。然而，教师专业化又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压抑人存在的意义，蚕食着人的精神家园，使人走向碎片化。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史和国际刑事人权法,著有《论检察》等
公正和效率作为诉讼程序追求的两个价值取向，一方面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时诉讼高效是实现诉讼公正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冲突性：对于诉讼公正的高度追求必然带来诉讼效率的降低，而对诉讼效率的过度注重必然有损诉讼公正的实现。因此当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发生冲突时必须作出选择或者平衡。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社会学、中国政治制度、基层政权组织及制度与文化的经验,著有 《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等
从社区的本质属性上看，社区不需要权威的集中管理，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的本质意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与公民积极参与的热情和行动结合起来，即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融入积极、有效的公民参与。这就是传统威权式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龙宗智
四川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证据法,著有《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等
按照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在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进程中，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新设置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使侦查成为被监督、可救济的法律程序是当务之急。同时，对其他诉讼程序也要按照程序公正的原则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进行梳理，由此而创造条件，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转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