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自华尔街爆发新世纪第一场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就陷入了增长滞缓状态。要扭转低迷甚至衰退的格局根本在于提高全球各经济体生产力。只有改进资本和技术的错配，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着力促进全球各经济体内部及彼此之间高效、顺畅的全球价值链连接，构建包容增长型的全球价值链，才有望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实现新一轮增长。
贾鹤鹏
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研究生、原《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
李晓明
《知识分子》编辑部主任
中国社会当前在转基因话题上基本无法有效沟通，转基因争议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撕裂社会的现象。转基因议题具备了导致社会剧烈争议的几乎所有条件，最终使得转基因议题成为了多方诉求集中爆发的点。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转基因如何满足各种持久的社会争议的要素（这个不局限在中国）；第二点是它如何成为了中国社会最显性的科技争议。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外交在过去近40年的中心任务不是为了避免战争，而是为了国内改革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世界秩序的角度考虑，未来几年，尤其是“十三五”时期，这一任务仍然没有变，即中国外交要以塑造世界秩序为目标转变甚至转型。这是一个相当的高度，具有相当的难度。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国家利益诉求与身份地位的变化来考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可以将其大致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其特征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敌视、抵制与排斥参与；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前后，其特征是中国对全球问题从谨慎参与向全面参与转变；第三阶段始于21世纪，其特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深化并日益有所作为。在日益深化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也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呈现出鲜明的变化：一方面是对自身利益诉求的强调日益突出和清晰；另一个方面则是在综合考量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学习和融入国际规制，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考量有选择地纳入国家利益诉求之中。
陈子客
中医的存活之道，不在于在西医医院里争一个名份，而是自立门户搞中医院、养生馆之类。儒学／国学提倡者或许可以借鉴这点，在现代大学之外搞点传统书院和国学馆之类。笔者建议倡议者重新考虑儒学自身的生存之道、大学的宗旨和教育的使命，以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 / 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做一个负责任、勇于担当的国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贡献更多中国智慧，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退欧”并非一时的“失误”。英国一直算计这笔“退欧帐”。脱欧派认为，英国若离开欧盟，在贸易、财政、立法及金融自由度等方面，均将有更好的发展。然而，谁都无法否认，“退欧”恐使英国贸易成本上升，且有损投资成长、金融地位与经济稳定性，“退欧”影响已开始发酵。英镑兑美元在英国决定“退欧”后大贬了10%，为31年来的低点。“退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加剧了欧洲一体化的分裂，芬兰、法国、瑞典、比利时都有可能发起新一轮“公投”而分裂欧洲。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农村现代化、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村金融、金融工程与衍生工具,著有《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极化的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与实践调查》等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期的基本国情，不能因为要搞城乡一体化、农村现代化，就把农村“化”掉；城乡一体化的核心，不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而是变恶性的抽取型、隔离性的二元结构，为良性的互助型、开放性的二元结构。将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变为和谐共存的城乡关系。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
沈仁芳
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一带一路”的沿线各国，几乎全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同样也面临着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与节能减排等问题。可见，中国土壤资源安全与合理利用发展战略，同样具有“一带一路”的重要国际意义。
曹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医疗卫生经济、医院资本运作和医院管理等
一个国家是以公立还是私立医疗机构占主体地位,并不是决定整体卫生系统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但是，世界上多数私立医院发达的国家都以发展非营利性医院为主。可见,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成熟发育的美国,以“非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也是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非营利医院的地位远非其它医院所能替代。
卢伟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褚宏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制约城镇化进程中随迁子女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最大障碍是二元分割的管理制度体系，推进相应制度系统变革是破解随迁子女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不均等问题的核心所在。
刘胜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辛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
当前,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纷繁复杂,中国-东盟现有安全合作机制已无法有效适应现实安全需求的变化。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看,中国-东盟现有安全合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缺乏统一的安全观念、内外安全不平衡、缺乏综合性安全合作体系和缺乏共同体意识等。要解决这些安全问题,需要改革和完善中国-东盟安全合作机制。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中国-东盟安全合作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新思路。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著有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过程中，后工业化和中产化生成未来社会的新生长点。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社会的中产化，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需要加强社会意识的整合作用，防止消费过程的炫富心理，支持家庭的协调发展，构建收入分配的橄榄型社会，加强供给侧改革，满足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在“创新型破坏”中解决好就业问题。
黄承伟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欣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立足中国国情与贫困实际，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丰富了中国扶贫思想体系，为扶贫开发战略政策制定、实践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为扶贫开发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为全球减贫知识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詹德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领域:朝鲜半岛问题
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呈现出一些新动向，诸如安全合作与历史问题经历了从挂钩到脱钩的调整过程，合作的动力从双边转移到三边，安全合作更注重实质而不是形式等。由于韩国正在强化对日安全合作，中国在对韩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周边安全环境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塑造方面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陈潇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不仅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学校的权力、行业和企业的权力也同样是有边界的。政府应合理下放权力，适当分解权力，有效制约权力，推动契约建设，实现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教育现代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