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研究员
“两个一流”建设需要对原来的“985”“211”工程有一定的继承性，利益格局不能变化太大，重点是突出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减少照顾性因素；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示范性，让广大的高校看到特色办学、差异发展的希望，能够激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和创造性。
陈洪兵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刑法学
由共犯论的纯理论性研究转向分则具体共犯问题的解决，是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犯罪的实体是违法与责任，可将身份区分为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对于共犯与其身份，应坚持分别定罪说。因为缺乏违法性（包括实质的违法性）或者有责性，不处罚片面对向犯；若大量购买伪造的身份证，则有成立共犯的余地。
张端鸿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和高等教育评估
如果“双一流”政策追求精神层面的世界级大学，而不是技术和指标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聚焦于推动中国大学融入国际社会，主导全球创新、促进文明对话、增进人类福祉、引领可持续发展，那么突破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玻璃天花板”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麻宝斌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
于丽春
硕士,研究领域:政治学
杜平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政治学
参与机会的增加并不能等同于民众参与意愿的增强。这表明，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完善相关制度，还要培养民众的参与意识，促进现代公民成长。
吴传毅
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法学、政治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化认识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清这三个阶段法治建设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以及着力点，不仅具有史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危浪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央政法委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提出明确要求，针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在依法纠正的同时，应从制度上反思原因，建立健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
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近代北京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
我们强调亚洲视野，有一个意义就是复原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完整性，也就是寻找他们的主体性。而当我们确认其主体性的时候，在地理上，他们生存活动的地域便不再是边地，而是一个个亚洲的人文中心。
肖存良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领域:民主政治、政党政治、人民政协
政治回应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对公民需求反应和满足的过程与结果。政治回应比竞争性选举更重要。强大的政治回应是中国共产党高政治支持率和推动人际信任的关键。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关键在于增强党和政府的政治回应，而不在于发展竞争性选举，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孙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军队专业技术一等岗位津贴获得者、国防大学马列所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人权等,著有《政治的透视》等
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一院制设计的，但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又逐步地融入了两院制的一些优势和特色，创造了独特的“两会制度”，大大提升了这一制度的表达和整合能力。中国人大制度另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代议民主与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结合起来。
化国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讲师,著有《国际人权事业的中国贡献: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等
近年法国等国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直指其反恐法律体系存在的漏洞，表明了反恐法律体系的细化和完善对于反恐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这也给我国当前的反恐工作带来警示：应把反恐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快补齐反恐法律体系的短板。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研组
蕉岭县的协商议事会是“一事一议”后又一次议事制度的重大创新，它突出规则程序的重要性，注重议事过程中的协商共治，体现了未来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谁都知道，解决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困境，必须要实施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但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中如何掺杂过多的“逆周期性政策”，似乎难以达到合意的效果。具体而言，现代货币和财政政策，强调“逆周期性调整”，即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和货币政策宽松来减轻经济下滑的痛苦，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过度的“逆周期”，导致了结构性改革的走形。
张立伟
资深媒体人,经济观察人士
混乱的决策体系、消极的官僚系统、传统的干预手段、藐视调控的资本，显示出地产政策失效与市场失控的迹象。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等
在今天中国重现复兴曙光之际，我们却没有理由忘记自己的衰败史。因此，极为审慎和理性地看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处境与现实遭遇，并从别的民族那里汲取兴衰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民族的必修功课：中华民族的强烈爱国心、强烈民族认同感、强烈文化自豪感，不应成为过于强大的排斥力，这样才有希望兼取众家之长，成就古老民族复兴之业。
张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取消211、985高校后，在新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时，切不可走以前的老路，以部门指导和行政划分各层次大学和学科等级，固化已有的办学格局，而应该在科学推动高等教育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在高等教育有效竞争和合理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贺宇昊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转型经济学及政治转型
限购令以来，各地方政府以户籍作为主要筛选工具，对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区别对待，户籍重回到社会管理的中心位置。车牌登记等领域也开始引入户籍、居住证作为前置条件。这恐怕不是个好现象：户籍这一身份导致的权利和享受公共服务的差异，正在撕裂大城市。这值得我们警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