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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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让中国的“现代”变成一笔糊涂账的两种僵化的“现代”观，需要我们认真清理：一是以传统看待现代，二是以未来应对现代。是到了以“现代”理解现代的时候了！以“现代”理解现代的尝试具体体现为：在观念上承诺现代基本价值，在制度上承接现代基本体制，在生活上承认现代基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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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梅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要将中国的东海岸与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以及地中海边缘等地的港口连接起来，通过交通运输设施、通信网络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促进金融服务与贸易的便利化，更要促进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民间往来与文化交流，搭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文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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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比较行政法、行政规制法、食品药品法
政府规制法的研究旨趣在于关注如何有效实现行政任务，为此有必要从政府规制走向公共治理，探求通过多中心、多主体、多层次的合作治理。合作治理有赖于政府内的协同治理体系，有赖于改进行政规制机构的规制能力，改进相关行政部门的跨部门协作，让地方人民政府真正发挥组织领导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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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权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等研究
孙韶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权力制约与监督研究
地方政府以效率优先为发展战略、以政府经营为发展方式、以政企统合为治理手段的发展模式，使我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效率优先 导致对廉政治理与法治建设的相对忽视，以及应对权力集权化的相应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相对滞后，使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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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公共文化服务、知识管理与信息咨询、文献目录学与图书馆管理
学术评价中“马太效应”负面的问题不可能很容易就得到彻底解决，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学术界共同努力，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太效应”，以发展的眼光维护学术生态，学术评价就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风向标和加速机，而不是路障和阻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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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艳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副教授
纵观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以及近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系列讲话精神，可以发现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行政审批制度正是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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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恭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
作为新常态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宏观政策的过程中，既不能像西方供给学派主张的那样单纯减少政府干预，也不能走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老路，而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地制宜地做到有为、善为、有效、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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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口、社会与城市发展
在流动人口大量集聚的城中村地区加强社会治理，需要加强政府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投入，但不能只是依靠片警的力量，不能单纯依靠单一的政府管理，城中村社会治理也不只是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需要依靠村民自治、社会参与，吸纳流动人口、企业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必须依靠共同治理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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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著有《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等
政治认同问题对香港人而言从来都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也成为2003年以来香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因素之一。而纠结的核心就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在政治认同上的相互关系。如两位本地学者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里论述过的那样，香港华人社会与中国政治、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自开埠以来始终「困扰着大部分香港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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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第三方评估，即由独立于政府及其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对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评估。作为一种必要而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第三方评估由于较好地体现了其独立性与专业性的优势，避免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弥补了政府自我评估的缺陷，所得出的科学客观的判断结论更有可信度、说服力，可以增强社会监督力量，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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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领域: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政府边界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实际规模和所支配的资源；在隐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和能力边界：其中权力边界界定了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运行范围；职责边界界定了政府应该要做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效率边界反映的是在哪个范围内政府的行为是有效率；能力边界体现的是政府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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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提出了引起广泛关注的“生活儒学”思想,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著有《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等
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其实并非“家国天下”，而是“身—家—国—天下”；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并非“以家为本”，而是“以身为本”。所谓“身”指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家”“国”并非永恒的范畴，而“身”才是永恒的。“身”的性质与地位随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而转换，由作为社会主体的家庭(宗族或家族)的附庸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当家庭与国家消亡后，“身—家—国—天下”模式将转换为“身—天下”或“身—世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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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
天津行政学院讲师
自美国政府2011年秋推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有所升温，中美亚太博弈也在加剧。中美舆论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冷战”乃至中美“必战”的声音。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案”终结以来，外界看到的是，外交、军事等面的中美互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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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仕荣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包容与可持续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二十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对于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脱贫致富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肩负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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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党委书记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既是一个重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严峻挑战。中俄在上合组织发展定位上存在差异、经济一体化步履艰难、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怀有戒心与疑虑等，都使上合组织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上合组织应通过扩员走出困境，避免中俄在中亚的竞争，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努力构建中俄印三国互动新机制，形成新动力，化挑战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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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博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苏联解体以来，颜色革命逐渐成为冲击转型国家既有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而青年政治组织成为这一波政治冲击中的主要挑战型力量。颜色革命式的政治冲击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能成功挑战现政权，这是因为当事国家针对青年政治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因此，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成为遏制颜色革命局势恶化的关键因素。本文应用案例比较和过程分析的方法，选取三个典型国家作为比较案例（格鲁吉亚、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现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主要基于扩大参与或抑制动员两种逻辑。不同的治理逻辑导致国家遏制颜色革命冲击的结果大为不同。同时，随着转型国家自身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既有的有效治理逻辑也遭遇挑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