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第三方评估，即由独立于政府及其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对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评估。作为一种必要而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第三方评估由于较好地体现了其独立性与专业性的优势，避免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弥补了政府自我评估的缺陷，所得出的科学客观的判断结论更有可信度、说服力，可以增强社会监督力量，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领域: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政府边界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实际规模和所支配的资源；在隐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和能力边界：其中权力边界界定了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运行范围；职责边界界定了政府应该要做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效率边界反映的是在哪个范围内政府的行为是有效率；能力边界体现的是政府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大范围。
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提出了引起广泛关注的“生活儒学”思想,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著有《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等
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其实并非“家国天下”，而是“身—家—国—天下”；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并非“以家为本”，而是“以身为本”。所谓“身”指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家”“国”并非永恒的范畴，而“身”才是永恒的。“身”的性质与地位随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而转换，由作为社会主体的家庭(宗族或家族)的附庸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当家庭与国家消亡后，“身—家—国—天下”模式将转换为“身—天下”或“身—世界”模式。
张勇
天津行政学院讲师
自美国政府2011年秋推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有所升温，中美亚太博弈也在加剧。中美舆论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冷战”乃至中美“必战”的声音。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案”终结以来，外界看到的是，外交、军事等面的中美互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张仕荣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包容与可持续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二十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对于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脱贫致富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肩负重大责任。
李进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党委书记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既是一个重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严峻挑战。中俄在上合组织发展定位上存在差异、经济一体化步履艰难、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怀有戒心与疑虑等，都使上合组织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上合组织应通过扩员走出困境，避免中俄在中亚的竞争，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努力构建中俄印三国互动新机制，形成新动力，化挑战为机遇。
宋博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苏联解体以来，颜色革命逐渐成为冲击转型国家既有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而青年政治组织成为这一波政治冲击中的主要挑战型力量。颜色革命式的政治冲击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能成功挑战现政权，这是因为当事国家针对青年政治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因此，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成为遏制颜色革命局势恶化的关键因素。本文应用案例比较和过程分析的方法，选取三个典型国家作为比较案例（格鲁吉亚、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现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主要基于扩大参与或抑制动员两种逻辑。不同的治理逻辑导致国家遏制颜色革命冲击的结果大为不同。同时，随着转型国家自身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既有的有效治理逻辑也遭遇挑战。
尹硕俊
韩国退役海军上校、韩国海洋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首尔世宗大学国防系统工程系访问教授
如果水源问题演变成军事问题，只会导致双方武力在边境集结，致使两国经济受损，政治局势愈加紧张。韩朝双方应建立信任机制。谨慎而落到实处的合作，才能使两国能够应付难以预测的极端气候问题，为两国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郑羽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复杂背景下，中俄关系具有若干新的特质：两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具有战略意义；单极霸权领导者为维护传统霸权而与新兴强国围绕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竞争加剧，使中俄相互战略依存加深；中俄各自领导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在地理上的重叠现象加剧，利益交叉和碰撞现象增多成为新常态；中俄两国在是否挑战单极霸权或者着手改造现存国际秩序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日渐明显，需要求同存异，加强相互理解与协调。
周云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它有望重塑世界油气贸易格局，为亚洲与美洲国家建立一种双赢的能源合作关系提供便利条件：随着美洲油气出口国更加频繁地利用巴拿马运河，这些国家能够更好地与中东和非洲国家争夺亚洲油气进口国的市场份额，而那些本国油气资源日益稀缺的东亚国家也能推进本国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
尹伊文
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学士和公共政策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长期在美国的国际机构从事社会经济发展工作,研究领域涉及东欧经济转型国家的变革、非洲贫困的社会问题、伦理价值观对发展的影响等等。
优主主义需要避免这种程序取向的定义，而强调原则取向，并且在原则中加入“结果”的元素，譬如，把“能力”定义为“能够使群体长远利益获得良好结果的能力”，把“道德”定义为“能够为群体长远利益的结果服务的道德”。在这种原则取向的框架之中，可以有多样化的具体程序，有不同的路径遵循相同的原则，有不同的措施实现相同的结果，不必苟同求一。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可以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程序，并在发展中不断优化自己的程序，以实现“群体长远利益”的原则和结果，使优主主义获得更为良好的合法性。
陈子丰
北京大学中文系
林品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生
在这场宣扬民族主义情感、凝聚民族身份认同的行动中，对参与者的另外一重身份“帝吧er”有着几乎同等的强调——仿佛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帝吧出征，寸草不生”、“众人皆帝”的宣传图文铺天盖地，展现出参与者无比的自豪与认同感。对于一些外在观察者来说，这其中趣缘社群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的逻辑十分令人费解。
忻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理事
自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至今，英国和欧盟都在加紧重新布局，而两者之间的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依然疑云重重。很快，英国和欧盟这一对已经宣布“离婚”、却尚未办妥手续的冤家将同时出现在G20杭州峰会上，以下两项主题，有可能会成为中、英、欧三方之间热议的话题。
杨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区研究,著有《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新农协完全有可能衔接三农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是单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多业统筹的，生产生活一体化在地和农户和非农户的都可以进入作为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企业，是一个多目标的社会企业，它不是慈善社会公益组织，应该说是专业农、兼业农、职业农民的团体，它是接受委托，协助政府履行农业政策的基层单位。它不是行业协会，是依法建立，以乡村、乡镇为地域，覆盖全体农民的法定机构，履行以经济性实现公益性的特殊社会经济社团。
克里斯托弗·R·希尔
前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现任丹佛大学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校长,著有《瞭望哨:身处美国外交前线的生活》等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八年任期走向落幕，他所面对的未能阻止叙利亚问题的批评也日益尖锐——许多人将其称之为“最严重的错误”，但其实这些批评者们吹嘘的替代方案，也存在着同样严峻的问题。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著有《“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等
杭州G20峰会，不仅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东亚大国互动的绝好场所，不知日本是否做好了重新认识中国，接受中国的崛起，接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并愿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尽责尽力的思想与心理准备了没有。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