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简新华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业经济,著有《中国经济发展探索》等
曾卫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的代表性的观点是：（1）贺雪峰认为，中国城市化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而成功在于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优越性；（2）张曙光基本不同意贺雪峰的观点，指出其论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有的不符合实际，认为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存在种种突出问题；（3）文贯中的看法几乎与贺雪峰完全相反，认为中国搞的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造成“化地不化人”的“伪城市化”，导致真正的城市化严重滞后。本文认为，这三位学者的看法都有正确的方面，但都不全面、都不完全符合实际，甚至存在重大偏差，需要予以澄清，求得正确认识。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
近年来，我国药物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创新药物研发取得长足进步，医药产业的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但是，目前我国还不是医药创新强国。建设健康中国，需要深入了解创新药物研发趋势，推动我国由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创新强国转变。
潘教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教育与科研管理、科技战略规划、科技评价和政策研究,著有《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等
创新驱动关键在科技。总体上看，我国技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技术有效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许多科技成果难以直接应用于生产，许多技术不具备系统配套条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足已成为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短板和软肋。
潘教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教育与科研管理、科技战略规划、科技评价和政策研究,著有《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等
只有站在创新源头的制高点上，我们才能实现原始创新能力质的跃升，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需求，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方向，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应有的科技贡献。
王作跃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近代物理学史、近现代美国和中国科技史与科技政策、以及美籍华人科学家,著有《在伴侣号的阴影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冷战中的美国》等
科学家不能代替政府和公众来制定公共政策，不能剥夺民众和民选官员的决策权，但是科学家要给公众提供信息，让公众在好的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侯建国
科技部副部长
基础研究作为创新的源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基础研究产生的高质量科研成果不足、科学研究对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支撑能力还要进一步增强，还需完善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研发到市场的创新链条。在新形势下，我们要科学分析和研判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推动基础研究跨越式发展。
编译:任真
2016年6月10日，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公布了由教育部、未来创造科学部、产业通商资源部、专利厅、中小企业厅等5部委联合制定的“促进基础与原创研究成果推广方案”。
刘清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院副院长
我国智库建设快速发展，为战略情报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拓展了情报研究的服务对象和任务空间。通过分析科技战略情报研究工作在科技智库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建设为科技战略情报研究工作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王缉思
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形成全球化的逆流，强烈冲击着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的政治秩序。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法治开始适度摆脱强形式下的法律东方主义式的单调“转型命题”，而兼容“转型”和“创造”，开始了自身法律传统、文化与经验的会通整合及重新生长。这一新法治时段需要法治新思维，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适应，心态和知识上都存在严重欠缺。法律观念之争是长期的，法治方向的不确定感也是长期的，但创造和希望蕴于其中。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实际上特朗普也在回答这样一个否决政治的问题。既然奥巴马跟希拉里都失败了，跳不出这个怪圈，于是他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回答或者解决，我想说他的回答或者解决基本不会成功。
穆荣平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科技政策、技术预见、创新政策与管理、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
科技强国建设是中国服务世界能力提升的历史过程。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不仅意味着中国能够不断涌现出原创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技术，而且体现在中国原创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领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枢纽。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仍处于流沙状态，就公共领域而言，我们不仅存在罗尔斯所说的合情理的分歧，更存在刻意为之的、非理性的分歧，加上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长久以来的假面化，使得普通人已经学会用多套话语资源来为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提供廉价辩护，认知失调，适应性偏好，证实偏见，无处不在。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将以何种形态呈现，必定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
希望雷洋案给警方一个警醒，警察权力不规范使用，就可能是公害物品，而一旦是公害物品，哪怕是轻度的伤害，或者说不需要起诉的玩忽职守，都可能导致公民生命权的丧失。它也告诉人们，公民权利的保护，不仅仅来自自己，也来自原始秩序的力量，更来自法律人和法治的力量。这种种力量的冲突，最后都需要法治，也需要个人的谅解。只有这样，冲突才可能不是血腥的，而是和平的，可以解决的，因为这样的话，冲突就可以是从能够解释、能够理解到能够谅解的。
钱满素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每种思想都有它形成的背景，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将个人——而不是群体——视为社会的基础，这正是自由主义兴起时的积极意义，其目的是要推翻将人牢牢捆死在一个等级里的制度，把个人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研究领域:混凝土结构长期性能,著有《钢管混凝土徐变理论》等
而全面创新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其中基础研究又是科技进步的先导。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应该说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我国科技界已经形成共识，但该怎样增加还没见到政府和社会有明确的计划路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