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莫道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
很早就有人预测，一个崛起的中国迟早会和东盟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把重点置于发展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仅打破了这种西方式的预言，更取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上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考虑到一些东盟国家传统上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这个事实，容许这些国家在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同时和中国发展出深层的经贸关系。
陆忠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现为全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日本经济与日本国情,重大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问题、全球发展形势等,著有《把脉世界》等
俄土关系发展自有其以邻为善、互为依托、经贸合作的内生动力，互相借重的政治意愿是双边关系的主要方面;安卡拉在涉叙事务上更倾向于加大与莫斯科协调借俄之力维护自己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即便出现外交“变线”，也不致"出轨"。
谢登科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酌定不起诉作为诉讼终止的程序性处分方式，其法律效力在于不将案件交付法院审理，而在审查起诉阶段终止诉讼程序。因此，对于该处理结果也需从程序法角度予以关注。
王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行政法、港澳台法律研究,著有《选择宪法》等
香港政治体制应如何表述，学界有行政主导、行政长官主导、行政长官负责制、三权分立、立法主导、司法主导、行政长官制等七种观点。香港政治体制应当表述为“行政长官制”。“行政长官制”是“一国两制”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地方政治体制。
纪海龙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副教授
德国金融法制以及德国金融监管者对P2P网络借贷的规制借鉴，存款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承诺保本，拆分期限的债权让与模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于平台关联公司自融行为，不应一概禁止。应在网贷监管中提高或取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认定中的人数标准。在互联网平台融资规制中采用多人小额投资豁免原理，是平衡投资者保护和金融便捷的根本途径。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前沿思索:中国经济非均衡分析》等
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零售环节上的双向垄断地位是导致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医疗服务价格低估导致的"以药补医"机制赋予了医疗机构抬高药价的合法权力，而收益率管制政策进一步诱导医院进销高价药品。此外，单独定价政策加之宽松的新药审批制度为药厂提高药价、医院购销高价药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根源于政府管制措施的失当。
刘志强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人权法学、人权宪政史,著有《现代中国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等
在公法领域中，行政诉权就是一种人权，人权的转化与具体化在新行政诉讼法取得明显进步。人权对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制与完善，应在行政诉讼的定位，规范性文件的合宪解释，受案范围，救济权益方面，与社会公权力组织侵权行为方面，受到人权司法保障的规制。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证券法、金融法、竞争法、企业并购法等,著有《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众筹改变金融》等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的发展，国内互联网金融的行业乱象环生，国务院发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指导意见后提出逐渐从“准入监管”向“技术治理”的思路转变，杨东教授阐明准入式监管不适应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原因与技术驱动型监管的更优性，并提出实施技术驱动型监管的路径建议。
戚建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中心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风险行政法、应急行政法、政府规制法、行政法基本理论、外国行政法
郭永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应急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防系讲师
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实践，中国反恐认定制度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在行政认定构造中发挥司法机关的结构性功能；以“恐怖行为”为基础完善认定标准；以启动认定、审查核实、公布名单等三个环节为核心内容规范认定程序；明确反恐认定的综合性法律效力及其有效期间等。
刘世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研究领域: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著有《资本市场新论》等
六年前当中国经济当时还是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时候，当时我们判断中国经济要下台阶，大部分人看都是不大相信；现在经过六年，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出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已经相当接近底部了。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触底应该关注哪些指标？为何判断中国经济经过六年波动目前已经接近底部？触底以后，中国如何度过中速增长期？
桑玉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国际政治,著有《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论》等
周光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改革犹如建造一座宏伟的社会大厦，需要有轮廓清晰、线条清楚的设计蓝图，也需要有先有后、有张有弛的施工进度，还需要有内外环境各类人群的适应以及可接受程度，更需要有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实际进路。如何绘就改革之图、确定改革之谱、把握改革之度、找准改革之路，以达成改革之“图、谱、度、路”的辩证统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时值岁末，又来到企业制定新的一年发展战略的重要时点。对2017年的国际政经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的大趋势有准确预判，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家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信息。在安邦内部研判会上，陈先生对2017年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当下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增长趋势提出来自己的判断。周期性的总结和未来趋势的准确预测，是企业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必要环节，您可以结合陈功先生的内部研判仔细调整未来的战略布局方向。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发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能源问题、大中亚区域安全、APEC地区合作机制,著有《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等
当前全球能源形势发生重大改变，无论是能源生产还是能源消费都酝酿着革命性的调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合作，中国全球能源战略基本成熟，其战略目标也从单纯增强能源实力，向将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转移。
李向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宗教社会学、信仰社会学、宗教社会理论、信仰与社会变迁、当代中国宗教、比较宗教研究,著有《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
新自媒体带来的方便也迅速被私我的心理忧虑与道德防备所替代，打造了更加私己的交往工具。整日沉溺在新自媒体中的人们，去掉了线下交往的道德标签，似乎更加肆无忌惮和不负责任。这就导致本来具有公共性交往工具的新媒体、自媒体等，转变成为充满了热闹、好奇，同时集中了顾虑、担心、焦虑的“私享”平台。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莫道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
政府决策时需要考量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要在各种需求中间保持平衡。企业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零和游戏”，也可以是“双赢游戏”，政府的政策供给是关键。政府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倾向了任何一方，就会出现的“零和游戏”局面。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莫道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
在中国经济的爬坡阶段，过重的税负和行政负担，还可以用“劳动力红利”去对冲。但随着工资、福利成本的水涨船高，“劳动力红利”的式微在任何市场都注定是时间问题，倘再不正视税负和行政负担问题，后果可想而知。比这更发人深省的，则是国内某些地方对包括制造业在内、实体经济的态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