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万喆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稳”和“进”已成为一体两面，只有稳中求进，同时进中求稳，方能在无限动态的新常态中实现稳态。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不论是绝对税负还是相对税负，中国税制都是一种重税模式，应当明确、迅速、不懈地向轻税模式转型。
谭安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事实上，平等主义的再分配并非理所当然之事，而正义在逻辑上要求首先分清财产的归属，并确立人作为独立个体的道德地位。因此，与法治相关的基本权利保护在正义领域享有优先地位，它的本质乃是保护每一个人平等的自我管理的权力。进而，公民们平等共享公共权力的民主理念，为我们排除个人特殊的天赋才能、家庭出身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提供了理由，从而构成了推行平等主义再分配的道德与政治基础。
秦维宪
《探索与争鸣》原主编、编审
我们在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在考虑国家利益时,必须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如果顾此失彼,不是重蹈苏联“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陷入误区的覆辙,就是滑向尼采、叔本华的“超人哲学”的泥淖,导致国家难以整合社会秩序。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西方存在三类乌托邦，分别来自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中国哲学的三家——易、道、儒，可以作为西方乌托邦哲学的对应与乌托邦吊诡的解决之道。
林德山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直接冲击到了欧洲既有的政党结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渗透到了主流社会之中。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空间首先取决于欧洲危机的持续状况，其次取决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或者说其话语的影响力。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汪行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现代外国哲学等,著有《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等
真正的体面社会必须防范两种倾向，一是权力社会，二是势利社会。对权力社会的防范要依赖法治国家和民主监督，扩大社会的自治空间；对势利社会的防范则需要社会保障和财富消费方式的调整。社会不是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共同体，要想产生出有助于社会团结与和谐的共同体精神，就需要在私人消费之外为非商品化保留足够的空间。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与城市发展
近日，雾霾围绕。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意外地陷入十面“霾”伏。可是，城市的发展真的要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吗？究竟怎样的城市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明清江南区域史,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等
太史公给出的命题，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没有因时间的往后推移，解决得更为成功和有效，反而越来越捉襟见肘，甚或背道而驰，地方当局多取与民争利之下策。这并非是人性发生了什么根本性变化，而是经济时势大演进，使人对财富积聚的多寡特别敏感，“动心忍性”的能力也益加衰弱，上层下层、君臣庶民皆所不免。
王小章
浙江大学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公民权与社会政策、社区研究,著有《走向承认——浙江城市农民工公民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等
要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问题，走出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笔者以为，必须从根本上重构环境治理的基本结构，同时，还必须努力设法转变广大社会成员被市场所整塑出来的片面的、单维的价值观，特别是环境价值观。
毕迅雷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在这个创新决定一切的时代里，每一个组织或个人都离不开创新。创新无处不在，创新又不可捉摸。每个组织管理者都应关注创新政策的新趋势，如果不能“预先行动”，就可能在变化中被吞噬。2017年全球政策发展将呈现出五大新的趋势。
包霄林
光明日报评论部主任,著有《激扬文字》等
潮汐锁定，原来是天体物理学的一个名词，我们可以把它用来形容知识积累面临突破的情景。库尔兹威尔的“加速回归定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前进的“潮汐锁定”现象，知识大道上的“堵车潮汐”将不再明显，车流将越来越快，但是这其中的风险也累积得越来越大，人类有失去控制局势的可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
麦肯锡公司
5月12日，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大颠覆：四大全球力量打破所有趋势》[1]的专著指出，未来几年，科技的加速发展将引领人工智能、消费性科技产品进入新时代，全球经济活动将向新兴国家及其大城市迁移，全球人口迅速老龄化将蔓延至新兴国家，继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压力。因此，必须重新审视重塑世界的趋势和适应新的现实。
荷兰科学院
2016年，荷兰皇家科学院发布《科学和学术连接：2016-2020年战略议程》报告，提出了要在2020年前实现的目标及具体实施方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危机管理等,著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等
未来几十年，人类仍将面临很多难题，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粮食安全、肥胖衰老……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但是，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必将大有作为。减排技术的成熟、电商平台的搭建、医药产业的进步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政府也必须当仁不让——不要一味补救市场失灵，而要积极引导企业创造和培育新的市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