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研究领域: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推动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的力量中，土地制度安排和变迁既是政府掌控发展主导权的主要工具，也是实现增长的主要工具 。要理解中国模式，就必须解释清楚土地制度的演变是如何强化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更进一步地，政府怎么利用土地制度安排的变化推动“经济奇迹”的创造，以及这套发展模式又是怎样把经济拖入土地的泥沼的。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著有《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等
“合法性”概念讲的是民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同和服从问题，它不但是一个理论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秩序观问题。在知识脉络上，“选举授权产生合法性”只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种说法，但是在我国却有一定的市场。有必要对这一概念正本清源，以增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肖严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社会保障
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多重分割（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地区分割），使得劳动力流动受阻。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流动受阻的主要因素则主要在于两项制度性因素：一是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二是多重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人群分割）。
练育强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
早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初，决策者们就期望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并于2003年专门制定了《行政许可法》，但遗憾的是，在审批制度改革进程中，不知决策者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越来越将《行政许可法》放置一边，尤其是近年来的审批制度改革中则更是难见《行政许可法》的踪影。
罗维
IPP研究助理
如果有人把特朗普对中国打“俄罗斯牌”跟尼克松在1972年对苏联打“中国牌”进行比较，而认为特朗普是现实主义者，本文要说明的是，如今的事实表明，现在中美俄的三角关系与1970年代时期三个国家的关系不一定能同比。
卢光盛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兼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东南亚国际关系、周边外交和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等,著有《地区主义与东盟经济合作》等
湄公河航道是连接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黄金水道”、“战略通道”和“环境走廊”。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在航道建设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政治互信不足、安全隐患潜伏等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现在又面临航运经济没落，湄公河委员会《战略计划（2016-2020）》对航运通道建设力度的加强 以及缅甸欲考虑成为湄公河委员会正式成员国等地缘政治经济新困境。
黄继朝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访问研究员
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但在冷战结构下遇到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因此肯尼思·华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现实主义，其核心观点是认为国家的对外行为不仅取决于国家利益，还决定于国家所处的国际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特朗普上台后，其亚太外交政策的变化显然还要受到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
陈小沁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
近年来俄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快发展其东部地区的能源产业，进一步推行面向东方的更为积极 更富成效的能源政策成为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左右逢源的对外能源合作不仅有助于俄政府打造有利的外部竞争环境，突破地缘政治困局，而且可以为未来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条件。
沈雅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外交
伴随着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结构性变迁，中、美、日三国均加大对亚太地区的资源投入，引导地区秩序重塑，彼此互动频繁。三方对于亚太秩序的认知和主张既有共同点，也存在深刻的分歧，由此折射出它们在合作构建亚太秩序时面临着突出的挑战。在塑造和引导地区秩序发展的过程中，三国应当对各自职责及共同责任形成更加清晰和清醒的认识，进而维护地区安全和持久发展。
高群彬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科研部研究人员
成汉平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建立健康有序的中新关系是两国发展政治互信、经济深入合作的根本保证。此外，中国也应对新加坡的“恐惧”予以关切，从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加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提升中新经济合作，拓展中新政治、文化多维度发展，积极推动中新关系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
王志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开放
著有《国际政治学导论》等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应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然而，推进“一带一路”无疑需要一种“丝路新秩序”加以规范。国际秩序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推进将影响着国际格局的演变。
张奇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能源战略、能源政策及能源系统分析
在我国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天然气作为最清洁的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关规划目标，要求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不到6%，至2020年增加到10%。然而，我国天然气产业从上游的开发与进口，中游的存储和运输，到下游的分配和消费，都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
金正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外交学、传播学、礼仪学与公共关系学研究等
朱凌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领域:侨务与外交研究等
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整体战略布局中已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也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增进人际往来、开展文化交流、扶持华文媒体、发展华文教育、联谊华人社团等方式来开展侨务公共外交，在中非关系中具有独特作用，可以更好地增强中国与非洲各国政府及民众之间的互信，促进中非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王贵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基础理论、风险规制、生育法制等,著有《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等
基于现代社会的风险规制要求，传统的行政组织应作出一定变革。为确保风险规制的中立性、独立性、科学性、透明性和参与性，在安全形势严峻、科技专家的独立性或可信赖性不高时，风险行政的组织框架设计应以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分离为原则。
樊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研究领域:民主理论、治理理论等
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不仅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理应受到高度警惕，而且更应该从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强势追求中，转到对学术与世界关联的追求和构建上来。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才有可能为落实研究成果评价的绩效导向提供夯实的基础。
黄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杨海燕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学研究
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及被“私物化”的背景下，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将会驱使区域内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在湄公河次区域，域外国家长期以来就不断积极地参与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湄公河下游5国对中国合作的需求，增加了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复杂性和竞争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