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著有《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等
我们重视的并不仅仅是民法典这种形式,而是它能够发挥的功能。期待通过民法典,实现我们对应然的法治秩序建构的理想。
徐向华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法学博士,著有《地方性法规法律责任的设定-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的解析》等
作为一部设定、规范立法体制和制度的重要法律,《立法法》在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确起到了“桁架”的作用。它第一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国家的立法体制,确立了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法律解释、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立法制度,为立法活动划出了规矩方圆。《立法法》的实施,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立法的规范化,使立法活动逐步驶入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周尚君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等
为了摆脱政治话语的纠缠,法教义学不惜牺牲对自身教义来源及其政治后果的深度检讨,将法治简化为一种法的逻辑与解释的艺术。从政治哲学角度观察,这不仅可能误解和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实质,同样会误解当前中国一些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事实。政治体制作为一种程序、技术,并不必然具备促成权力意志向“善”的能力,也因此不能保证法教义学教义来源的血统“纯正性”。
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特朗普的当选可能预示着美国将在吸引移民的方向上进行收缩,而对中国来说,却可以借此机遇进行改革,从而寻找到一条广纳人才的康庄大道。
斯蒂芬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西方自由秩序正在瓦解。然而即使有再多瑕疵,也不应忽略这个秩序在1945年后带来的相对和平与繁荣。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混凝土结构长期性能、钢管及FRP约束混凝土徐变、混凝土结构徐变对结构动力性能影响研究,著有《钢管混凝土徐变理论》等
在教育领域,国际上有两个“教育之问”:一个可以称为“乔布斯之问”。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经问道:为什么信息技术几乎改变了所有的领域,却唯独对教育的改变小得令人吃惊?
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著有《艰难的日出》等
研究院所追求的是走向生活的教育研究,即不是书斋式、学院派的,是面向社会和公众的,建立教育和公共生活的联系;同时,是一种走向行动的教育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知和行的统一,获得一些真知,同时推动实际的变革。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
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实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工农联盟/城乡关系对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与实践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它构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核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基础。本文梳理和检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社会主义与工农联盟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各自不同的理论视野,以及对共产国际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历史影响。
殷之光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人文学院
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中,赵鼎新的问题意识起源于20世纪末期对“超稳定结构”的讨论。但是,与这一影响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界的重要问题不同,赵鼎新的新著对这一稳定性表现出了强烈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他尝试从比较史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梳理中国历史发展中对“大一统”追求背后的历史逻辑。
梁兴扬
长安道教协会秘书长,龙门派三十代玄裔弟子
儒学不能复兴,确实是个问题,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我们讲儒释道三教,儒为大。儒为大的根本在于与皇权政治的捆绑和对科举制度的完全依附,关于儒家建制化的部分想法,贫道想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阐述:儒教被颠覆的原因、儒学建制化的起因、儒家建制化存在的问题、儒教能否作为一个宗教出现?利益问题如何摆平、未来如何发展?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以美国为例,它的智库不仅研究能力强,传播能力更强。正如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的名言:“我们在推销思想上的花的钱,绝对和研究上花的一样多。”真正做到了“研究”与“传播”两条腿相得益彰的程度。而中国要想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设置议题,推动中国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就必须研究与传播并重。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在当前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面,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造成了社会的解体。“无公德的个人”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且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系,与村庄政治有关系。
郭萍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自由儒学”的目的不仅能解决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而且还能为现代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途径。
杨俊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迁徙自由度不断提高。中国新近实行的居住证制度也不失为进步之举,但仍稍嫌保守。其重要原因在于农民城市化的成本其实可能被大大夸大了。此外,阻碍迁徙自由的制度障碍其实不仅是户籍制度。例如,现行土地制度即在多重意义上制约着迁徙自由。因而,提高迁徙自由度是一个典型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的改革相配合。
高其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社会学,著有《中国习惯法论》等
习惯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俗成或约定所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通常认为,习惯法为不成文法,在现代社会对制定法一般具有补充的效力,在法制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樊纲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著有《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等
从需求方角度看,不一定限购,办法就是实行房产税。房产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房价越高征的税越高。房产税加上交易税在其他国家多数都有,而且很见效。最近新加坡搞房产税和交易税,新加坡城市中心的房价已经跌了40%。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