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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西方存在三类乌托邦,分别来自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中国哲学的三家——易、道、儒,可以作为西方乌托邦哲学的对应与乌托邦吊诡的解决之道。

林德山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直接冲击到了欧洲既有的政党结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渗透到了主流社会之中。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空间首先取决于欧洲危机的持续状况,其次取决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或者说其话语的影响力。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汪行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现代外国哲学等,著有《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等

真正的体面社会必须防范两种倾向,一是权力社会,二是势利社会。对权力社会的防范要依赖法治国家和民主监督,扩大社会的自治空间;对势利社会的防范则需要社会保障和财富消费方式的调整。社会不是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共同体,要想产生出有助于社会团结与和谐的共同体精神,就需要在私人消费之外为非商品化保留足够的空间。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与城市发展

近日,雾霾围绕。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意外地陷入十面“霾”伏。可是,城市的发展真的要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吗?究竟怎样的城市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明清江南区域史,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等

太史公给出的命题,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没有因时间的往后推移,解决得更为成功和有效,反而越来越捉襟见肘,甚或背道而驰,地方当局多取与民争利之下策。这并非是人性发生了什么根本性变化,而是经济时势大演进,使人对财富积聚的多寡特别敏感,“动心忍性”的能力也益加衰弱,上层下层、君臣庶民皆所不免。

王小章

浙江大学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公民权与社会政策、社区研究,著有《走向承认——浙江城市农民工公民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等

要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问题,走出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笔者以为,必须从根本上重构环境治理的基本结构,同时,还必须努力设法转变广大社会成员被市场所整塑出来的片面的、单维的价值观,特别是环境价值观。

毕迅雷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在这个创新决定一切的时代里,每一个组织或个人都离不开创新。创新无处不在,创新又不可捉摸。每个组织管理者都应关注创新政策的新趋势,如果不能“预先行动”,就可能在变化中被吞噬。2017年全球政策发展将呈现出五大新的趋势。

包霄林

光明日报评论部主任,著有《激扬文字》等

潮汐锁定,原来是天体物理学的一个名词,我们可以把它用来形容知识积累面临突破的情景。库尔兹威尔的“加速回归定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前进的“潮汐锁定”现象,知识大道上的“堵车潮汐”将不再明显,车流将越来越快,但是这其中的风险也累积得越来越大,人类有失去控制局势的可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

麦肯锡公司

5月12日,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大颠覆:四大全球力量打破所有趋势》[1]的专著指出,未来几年,科技的加速发展将引领人工智能、消费性科技产品进入新时代,全球经济活动将向新兴国家及其大城市迁移,全球人口迅速老龄化将蔓延至新兴国家,继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压力。因此,必须重新审视重塑世界的趋势和适应新的现实。

荷兰科学院

2016年,荷兰皇家科学院发布《科学和学术连接:2016-2020年战略议程》报告,提出了要在2020年前实现的目标及具体实施方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危机管理等,著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等

未来几十年,人类仍将面临很多难题,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粮食安全、肥胖衰老……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但是,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必将大有作为。减排技术的成熟、电商平台的搭建、医药产业的进步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政府也必须当仁不让——不要一味补救市场失灵,而要积极引导企业创造和培育新的市场。

Mariana Mazzucato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从中国到丹麦再到德国,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下一步的创新战略。面对可观的潜在收益和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金,当下问题的关键是各国政府应全力支持这些战略。投资绿色产业,政府应资助那些私营部门忽略的技术,并提供强烈而明确的指引,令各企业家做具体的工作。政府还应提出宏伟的目标,不要事事亲历亲为,而要通过萝卜加大棒进行引导。

洪志生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危机管理等

周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公共政策、创新政策、创新管理

目前,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已广泛渗入了从消费到生产的各类产业,有力地推进了产业创新与转型升级。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发展,为共享模式创新与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充分应用共享模式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的副院长,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宏观调控、财政学、期货市场,著有《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制度分析》等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信息网络技术的研发和广泛应用,积极发展电子商务、信息消费、互联网金融、物联网等新业态。随着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更多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形成新的增长点,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的顶层设计。

李培楠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万劲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今天,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如何适应这样的时代、引领这样的时代,是每一个科学领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基础科学的进展依赖于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今天,数据量爆炸式增长、数据处理工具不断改进,给基础科学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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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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