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
美国人心思变是肯定的，只是变革的手段和途径的问题。撇开内政不谈，就对外政策而言，本文所提到的美国既要维持霸权又需要收缩战线，仍是两届政府的原则，主要在于如何选择攻守的重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绝对不是回到孤立主义，也绝不同于“新保守主义”，也许可以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或者甚至是“机会主义”。何去何从，世人只能拭目以待。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政治与法学理论、国家建构与治理理论,著有《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等
一个国家走向政治秩序还是政治衰败，取决于不同国家之间上述九大基础能力的竞争，取决于有没有这些基础能力所构成的用以解决自身首要问题的有效国家基本制度，取决于这些基本制度能否及时回应复杂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周俊生
学者,作家,财经评论家。曾供职于《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上海商报》等财经媒体
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传统行业也被少数人划入了夕阳产业行列，甚至面临关门歇业的危险。通过这样的努力，一些已经淘汰废弃的工业遗存就能够变废为宝，夕阳产业也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李昊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中心副教授
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虽未像俄罗斯一样站在战场的中心，但却是影响叙利亚局势的主角，美国的叙利亚战略是各方叙利亚政策的基准点和参照系。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叙利亚战术行动层面激进活跃，一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克制态度，但在战略层面，特朗普政府依然缺乏清晰的叙利亚战略乃至整个中东战略。这种战略模糊正在面临叙利亚局势乃至整个中东局势的挑战。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山东大学韩国学院教授,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专长于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
丰富发展合作内涵。“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依靠创新推动发展的新思路。“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是合作创新，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它通过学习经验、分享资源、共享利益来建构新的综合发展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实现包容与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导师
胡楠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为了提高尚有缺陷的航行自由项目的遵约效力，美国一方面在战略层次上构建全球航行自由行动体系，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促进别国对“航行自由规则”的遵约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在全球航行自由行动体系中的实力推进和智慧推进路径组建“联盟”和签订互信协议等方式重塑航行自由项目的遵约环境，为美国提供更有利的遵约议价地位。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出版专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国际治理的中国自信，同样源于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发展道路，探索出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客观上在鼓励越来越多的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发展道路。互联网中国化是全球化实现本土化的重要表现，是有效应对逆全球化的成功案例。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
尽管中日关系比前几年会相对稳定，中日之间对话沟通会逐步增加，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日本从战略上调整中日关系并没有准备好，中日关系很可能会呈现出对话与矛盾，甚至间歇性的对立交替出现的新常态。
魏宝涛
辽宁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广告学理论与实务、媒介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媒介批评等,著有《<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等
社会情绪在想象的共同体的宣泄表达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因为前面的基于对立认同的、标签化的分析，就导致人们不愿意用更多时间去分析，宁可选择这种非常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想象性的达到一个“群体站队”的现象。但事实上这种共同体因为它们内部彼此之间的关系结构是非常不牢固的，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结果，表现为即时性的情形较多。
崔维
山东行政学院科研处副调研员
刘士竹
山东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风险增大、突发事件频发的转型期，如何分析并提升当前我国政府应急态下的风险管理水平，是我们重点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分析风险管理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为研究对象，按照时间轴对其逐一梳理，总结出当前我国政府风险管理存在的共通性问题，并提出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我国政府应急态下的风险管理水平。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美竞争肯定永远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很多是无解的，不要奢望想谁出一招把它彻底解决，这是幻想，做不到的。解决不了，但是怎么处理呢?通过把合作的比例搞好搞大，然后最终走向有限伙伴关系。
吴一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席副教授
李鲁
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讲师
根据财政激励配置的边际法则，大企业获得财政激励之后，由于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因此不会高效率地将获得的财政激励投入到研发活动之中；而中小规模企业由于缺乏外部融资，当它们获得政府给予的财政激励之后，会积极有效地将这些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之中。因此，财政激励政策仅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而开发区通过招商引资活动尽力吸引大的企业入驻，并且在优惠政策配置的实际过程中，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会受到偏爱。这导致开发区政策并没有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而产生了抑制作用。
赵鹏
四川工商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马常松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副教授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依托互联网技术与新兴媒体工具参与政治生活日益常态化。为使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治理更加科学合理，我们要进行公民网络参与制度建设，注重公民网络参与相关知识宣传，确立对公民网络建议的评价体系，加强网络监管，注重网络环境营造。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和刑事司法,著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等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宪法实施机构之一，在宪法学界被视为“集中式合宪性审查”模式的典范。在其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德国宪法法院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谁是宪法的守护者”这个魏玛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
冯健鹏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法律程序理论、地方法制研究等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援引宪法规范作为判决依据的现象。从裁判文书网收录的判决文书来看，援引宪法规范的判决涵盖了民事、行政和刑事等类型，但以前两种为多，它们在时间、法院层级和区域上也不平衡。整体而言，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存在关注内容而不关注效力的特点，而这是法院避开各种可能的制度争议的结果。
倪光南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 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为了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受制于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中国一定要发展自己的操作系统。这样，我国软件人才就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也可以不断提高安全可控水平，更好地抵御“永恒之蓝”这类网络武器的攻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