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歆益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
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与欧洲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期来到亚洲的欧洲人，虽也感慨差异巨大，但毕竟没有两个世界之感。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里，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通过贸易、移民、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阎小骏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著有《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等
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30多年前邓公选择在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的当天对英国首相发表这番谈话，用意相当深远。
赵增强
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
“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这意味着建立员额制后，法院将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法官的具体员额应根据该地区案件的数量、案件的复杂疑难程度设定。
夏庆杰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邓小平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村反贫困的根本办法就是让有劳动力的农户家庭获得正常的进城务工机会。恰好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为几乎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而非身份限制。
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现在的情势下，卡塔尔一方面难以承受来自阿拉伯四国的断交封锁之痛。因为四国封锁，足以将卡塔尔困死。但是，如果卡塔尔屈服于四国的最后通牒，卡塔尔就不再有主权国家的尊严，该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外交也就化为乌有。
黄日涵
华侨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凤凰国际智库海外利益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 一带一路,网络政治,国家安全,海外利益。
有许多建议认为，应把难民看作个人，而非群体。确实，难民涌入与恐怖主义没有直接联系，个别难民犯罪不能归罪于全体难民，然而处于神经脆弱期的普通德国人，很难承受一次次打击。 一部分学者坚定地认为德国社会最终可以消化难民危机，就算如此，这一过程给德国带来的“阵痛”估计会持续很长时间。
沈孝泉
新华社高级编辑、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新华社巴黎总分社社长、国际部编委
德国总理默克尔参加完G7峰会后发表讲话时说，欧美之间相互信任的时代“几乎结束了”“我们欧洲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战斗”。默克尔发出的直白宣告，是对二战后支撑了西方几代人安全的美欧关系做出的严厉解读。此前，欧洲领导人罕有如此强烈的态度，表示必须脱离华盛顿而准备好独自面对世界。
刘毅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哲学,法律史,比较法,法律社会学,思想史与宪政理论。已出版专著译著有:《他山的石头——中国近现代法学译著研究》、《英国法中的实用主义与理论》等
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用家国传统（即家国二元一体结构）来概括，其成因包括战争和祭祀两方面。其后虽历经三代之封建宗法、帝制之礼法结合的数千年历史演变，但是这种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相融合的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与结构保持不变，成为华夏文明的内在基因和传统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意味着从家国传统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家国二元一体模式转变为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三元主体模式，继而从传统的礼法之治迈向现代法治。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法国第二轮选举明显是全面拒绝了民粹主义，因为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是支持马克龙，而是为了反对勒庞才投了马克龙。当然也有一些人谁都没投，但这也是反对勒庞。三分之二的人支持马克龙，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勒庞，这个结果说明法国明显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像特朗普这样的一个人物。
周谭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马克龙获胜在于近年法国深陷重重危机,民心思变。而若进一步深究法国陷于危机的原因,则主要是“法国模式”未能充分与时俱进,顺应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潮流。法国近代以来长期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领军人物与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也因此对自身发展模式愈发自负，最终“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刘忠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就“命案必破”话题而言的批评文字，对于公安机关的分析和评价都是采用了一种整体论（holism）的方式，将公安机关内部视为一个“黑箱”，将公安机关作为一个“质点”或“单子”（monad），而不是能够细致地进入公安机关内部，感知公安机关作为一个由各个分支单元部门组成的组织在如何运作。因此就无法考量执政党和上级公安机关如何对于公安组织内部进行信息识别和提供激励，进而没有力量分析公安机关内部的组织变化如何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的外部绩效。而这恰恰是分析公安机关提出“命案必破”口号的来由以及“命案必破”在制度上何以可能的关键点。
何鼎鼎
经略研究院研究助理,《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
当我们欣喜于传音手机热销非洲、珠江钢琴畅销欧美、华为在世界各地掀起中国风潮时，可能德国啤酒、进口奶粉也在成为中国农村的新时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市场的理解及市场竞争都是双向的。中国市场的升级，给了中国品牌抢滩的机会，必须顺势而为，才能让诞生于中国的伟大品牌名单越写越长。
连维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新供给学派”或“结构主义政策”。它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肖斌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在马克思关于公平的经济哲学中，“批判和革命”的辩证法总是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其中。辩证法是异质性事物的统一，“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公平的理解，只有将其置于这种不断突破现存、不断走向未来的思维中，才能得到更科学的阐释。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兼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6月被学生评选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一套很好的基本制度框架，包括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基本理念等。如果新时期进一步的全球化能够依据这样的一套基本制度框架实行转型发展，全球化的红利将继续得以更好发挥，同时全球化的弊端也会得以限制与纠正，就会展现出一个新的、更好的全球化，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反对和抵制全球化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