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钟震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全能银行，被视为德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和稳健监管的典范，曾成功抵御两场大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在自身经营失败、金融监管盲区和美国刻意打压等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德意志银行逐渐陷入危机。以德意志银行危机为鉴，宜深刻反思我国金融监管盲区，从而更有效地防范我国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风险和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葛剑雄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
我们虽然对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很熟悉，但是对丝绸之路本身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概念，我们中国人发现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现在都在用这个概念，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再现或者延续，而是一种创新。
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学家,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江南农业的发展》等。
商书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重信义，守然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商书反复强调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在这些商人教科书中，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这种教育，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深入到了商人的内心深处。儒家伦理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
张千帆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曾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要推动中国宪政的实质进步，我们还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什么制度？首先当然是周期性的选举、党内民主、党外竞争，等等。只有通过选举，才能够让政府真正对人民负责。其次是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制衡，尤其是司法的相对独立性。要让我们的宪法真正成为一部“法”，要让中国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我们不仅需要主动、积极维权的人民，同时也要有一套制度，让人民看到这套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维权的希望。
汤建军
法学博士,研究员,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青联社科联谊会委员,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湖南省青联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等职
要有让人才成就梦想的事业。古往今来，雄才大略总是要成就一番丰功伟业。没有伟大事业特别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千秋伟业，难以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我们的伟大梦想，实现“两个一百年”雄伟目标就是我们的共同梦想。
凌友诗
香港大学政治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两制”不断强化，而“一国”得不到足够重视，“一国两制”的实施实已走样、变形。如今香港与内地融合不畅、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人心远离，港独冒出头来;政府管治散漫，行政立法关系龃龉;中央对特区政府的权力未能落实，部分权力甚至遭受香港法院的侵夺;此皆归因于二十年来中央对香港的绥靖放任。
牟承晋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关注海外安全服务、网络空间主权和安全问题
中国IPV9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母根域名服务器、以英文大写N-Z字母命名的 13个主根域名服务器，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有能力独立自主分配IP地址空间、“.CHN”国家顶级域名、“86”全数字域名、IP地址网络资源的国家。
梁孝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哲学、文化和国家发展战略。出版专著《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研究》等
现在似乎成了趋势：一些部门负责人，不管如何，都热衷于“改革”，都提出自己的一套东西，以显示自己卓尔不群的才华。而这些“改革”措施，既不调查，也不研究，也不征求基层意见。或者，即使征求，也是听想听的赞扬，对反对意见听而不闻。
丁堡骏
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当代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
古典经济学虽然有不科学的地方或有庸俗的成分，但总体来说它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因此，还是属于科学的经济学。相反，庸俗经济学虽然不能排除其在个别的理论甚至是较重要的理论有科学成分，但就其整体来讲是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高雅的经济学。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田超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近年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但理论认识存在着差异，有的观点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有必要厘清理论是非，以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
何汉理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克林顿时期特别国家安全顾问
采访:黄思为
清华大学学者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特朗普个人背景特殊、经验有限，目前我们不宜对他的举动做过度反应，而应当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美国社会对国家实力观感的变化。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应当正视两国互不信任的现状和两国竞争性关系的实质。特朗普或为北京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但中国受限于自身因素，距离“国际领导者地位”还有漫漫长路。
田思源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多向度的法治思考》等
“民告官不见官”“民告官难见官”曾是司法症结，但现在，从受教育平等权到就业平等权、从乙肝歧视到艾滋病歧视，通过不断的反歧视抗争，公民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权利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推动着国家法治的进步。
李东宏
律师,《泰山晚报》特约便民服务律师,作家,经济学家。师承郭明瑞、房绍坤、王吉法教授,专长领域: 债务债权,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等
货币伴随财产产生，货币的性质和特征以财产为基础，所以，理解货币离不开对财产的理解，解释货币必须首先从解释财产着手。本质上，财产是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体现其交易关系的契约。交易内容是，社会个体拿自己的劳动交换社会整体的自然资源，交易的结果是社会个体取得合法的个人财产，社会整体的资产获得增值。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研究领域:现代法理学、法律社会学、科技与法律问题,著有《法律功能论》等
赵树坤
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教研室支部书记
当前中国法治精神缺失具体表现为：“权力主治”而非“规则至上”；“守法机会主义”而非“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选择性执法”而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走关系”而非“走程序”。通过对诸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剖析，文章指出学术界的研究与政治实践本身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化解法治精神缺失问题的必要路径。
郭松民
独立新闻评论员、独立学者、独立影评人,法学硕士、空军中校、原空军航空兵部队飞行员,先后毕业于空军第三飞行学院、空军政治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中心特约研究员。
几十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精英对美国的美化，已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中国众多莘莘学子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对美国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但脑海里却关于美国的想象却充满了玫瑰色，这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处于某种危险境地。
刘歆益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
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与欧洲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期来到亚洲的欧洲人，虽也感慨差异巨大，但毕竟没有两个世界之感。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里，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通过贸易、移民、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