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宏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海警局政委。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首次系统提出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的思路和蓝图，围绕一个愿景、遵循一条主线、共建三个通道、共走五条道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之一，这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发出的海上合作倡议。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对《设想》作出解读。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欧洲让·莫内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当代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比较政治
王亚琪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德国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德国不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将推动欧洲联合、参与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视为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重获欧洲国家信任、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途径。
严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都将行动主体定位在“民”和“众”上。“民”是相对于社会精英而言的，侧重于突出行动主体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平常和一般；“众”则强调行动主体的规模之大。“平民+大众”成为民粹主义行动合法性的来源，因而民粹主义往往被政治精英利用和操控。
石建勋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著有《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等
王盼盼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制造业发展模式正经历巨大变革，中国制造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但是中国制造同时面临内外约束条件趋紧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任重而道远。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博导,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数字化城市与交通研究所执行所长。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研究。
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问题是“外部研究”过多过滥，而“内部研究”严重不足。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评估其作为一个城市共同体在中国城市群家族中的主要单项与综合发展水平，城市科学研究院于2014年着手启动了《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研究报告》项目。2016年，该项目正式立项为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计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本报告共涉及丝绸之路沿线的6省区及22个地级市或自治州，是国内首个以丝绸之路城市群发展现状与总体评估为对象的研究报告，从2017年开始，将按年度发布。
刘志彪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扭转经济运行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通过改革找到解决问题的源头、路径和动力。这个源头、路径和动力，就在于真正地推动“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将产生放松管制和减税降负的双重效应，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两个关键问题，由此必然会刺激内需扩大，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与民众的消费能力。
夏庆杰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国有企业是政府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搞那些非国有企业无法在短期实现的、高风险的高技术资本密集项目；换句话，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技术、人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去搞这些项目。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光纤传送网和宽带信息网著名专家。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
中央提出千年大计，不是说建完以后一千年不用重建，而是说我们必须有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这是达到一千年的意思。所以“千年大计”，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恒心耐心定力去建设雄安新区，另一方面是表明中央有这个决心，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进行到底。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社会转型比较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中央一号文件的连续性很强，所以有大量重复的内容，在重复的内容里偶尔有一个词更换了，我们在读的时候往往一扫就过去了，但其实这是政策的一个较大的变更，后来我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当代中国政治学需要一次新的方法论变革，需要超越传统的和现有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政治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研究整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中国政治学发展状况和水平与时代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中国政治学的实践影响力比较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流派中国政治学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从注重运用现有的中西方理论说明中国现实转向关注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从注重文本研究转向注重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更多地采取现场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和典型调查法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以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梁平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我国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其原因在于治理资源处于悬浮状态，未能真正地作用于基层社会。对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基层乡镇司法缺位而推进“一乡一庭”建设，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重构法庭职责，使司法下沉基层，与基层党政联动，共同推进基层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创出了一条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郭春镇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法律父爱主义及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等
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扭曲的现象。X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通过协议对奖学金进行再分配，形成了一种扭曲原有奖学金制度的自发秩序。这一自发秩序产生的原因受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包括在不确定状态下的风险厌恶和这一群体对其所认定的分配正义的追求；后者则来自于具有人格魅力主体的刻意倡导。
王伟男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国际战略、气候政治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运行的精神法则，两岸在若干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两岸因在某些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过于明显，甚至可称之为价值冲突。其中最突出者有三组：统一与拒统、和平与战争、民主与专制。以下分别论之。
倪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背景下，无论沙特王权如何加强国内互联网、通信及社会舆论的管制，都压制不住国内民间宗教及宗教政治反对派甚至是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呼声，王权和教权如何进一步适应现代化发展已迫在眉睫。
陈金英
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印度政治,主要著作及论文:《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的演变》
家族政治是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精英统治和权力不均衡分布形式。要寻找家族政治的根源，必须从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和政党政治中去寻找。政治制度改革对于经济结果的影响依赖于法律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法律上的政治权力分配由政治制度决定，而事实上的政治权力则由不同群体(精英和民众)的投入和组织均势决定。
叶剑平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田晨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与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RDI)于2011年6-8月份进行的中国17省农村土地权利情况调查数据，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详细考察我国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农地征收等具体情况，并在诺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当前产权结构和产权运行的政策建议，以期通过农地产权的优化推动农村发展进程中“帕累托改进”的实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