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朱光磊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现代政府理论与当代中国政府、政治社会学等,著有《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卓越成效，把党对国家的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到新的水平，形成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治理观。
徐爽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和法律保障》等
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及人权理念与当代国际人权公约相吻合。这种一致性当然不是某种“巧合”，恰恰正是中国宪法与“世界性宪法”共同追求人权理想的反映，也是基本权利本身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不可分性的体现。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人权理论、宪政理论
叶远涛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赵谦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著有《宪法依据问题研究——以我国土地整理立法为例》等
作为理想类型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是一种有效解决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体制机制中各类具体问题的共同社会治理生活，其成就与否往往取决于共同体所特有的关系存续属性与系统调整属性能否在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中彰显出来。
柴华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成文宪法制的核心是成文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而制宪权意志、实定宪法与宪法法（成文宪法规范）则构成把握成文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三个层次。成文宪法的实定宪法应当符合制宪主体的制宪权意志，而且要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只有这样，成文宪法规范的最高法律效力才有保障。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基础理论、比较宪法、行政法、地方制度,著有《宪法变迁论》等
底高扬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权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当前的相关试点方案倾向于机关思维方法，机关思维以机关主体为中心，是行政逻辑在权力改革领域的延伸，有违权力制约原则、民主原则等，需要对其予以批判。
皮钧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党委书记
任何创新都不是一次孤立的飞跃，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场景的；同样，任何技术革命都建立在传统产业的需求链条上，更多的是提升了过去人们忽略了的要素的价值。因此，真正的技术革命都必然产生于行业深耕之后，而不是凭空出现。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个“陷阱”是“发展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来避免。
贾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
陈新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鉴于我国在推广运用PPP模式过程中曾出现“明股实债、回购安排”，以及地方政府违规违法担保等问题，从长效机制建设视角考虑，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尽快研究出台我国的PPP会计准则，将PPP固定资产及相关负债记入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王阳
天津城建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美国社会与文化
美国通过建构属于自己的全球话语体系，不仅为自己的霸权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使美国获得了一个完整的霸权体系。这种霸权体系既包括美国自身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美国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所创造出的一整套游戏规则，这使得美国的霸权地位更为稳固。
张学昆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
雷切尔·布朗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个月在北京隆重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凸显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两大重点：经中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贯穿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但是，该倡议的第三个重点：“数字丝绸之路”或“信息丝绸之路”受到的关注较少。然而，这一部分很可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毛克疾
风云学会会员,南亚观察者
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终于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印度最近“高调缺席”在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可能传递出政策导向发生变化的信号。此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印度来说，原先将其推向中、俄的前提条件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
彼得·哈彻
《悉尼先驱晨报》国际政治版主编
罗瑞·麦德卡夫认为，截至目前，中国提出的倡议还未达到世界领袖国家的标准，中国还是太过关注自己的利益。“这个世界将度过一段调整期，在这段时期，世界上没有明确的领袖国家，中国还不足以领导世界”。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新华社特约分析师等,并在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美国舆论低估了中美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潜力。中国能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劳动力、基建技术等，美国也能为“一带一路”提供区域安全、国际管理经验和软实力等，中美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助性非常强，美国理应成为“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与中国合作，共同获利，也帮助他国获利，进而出现“多赢”的多边主义局面。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历史学学士、硕士,国际政治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美国研究所。德国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富布赖特学者。
不仅是中国，不仅是世界多数国家，其实就连欧洲多数国家都不是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美国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非常正确地指出，其实资本主义就是产生于英国的特殊现象。今天我们很多人视作“普世价值”的西方文化，最初源头也就是产生于英国的地方文化而已。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