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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对于依法治国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规范执政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建设法治执政党,通过法治执政党领导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二是规范执政党行使相关公权力 -- 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 -- 的行为,为执政党的这些执政行为直接提供“法”的依据,保证执政党依法执政;三是为实现执政党领导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直接或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就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事务作出规定,推动国家相应事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外交、国际战略、东亚合作

朝贡体系总体上具有低成本的特点,有助于减少中国面临的边境战争,使周边国家获得比较稳定的安全预期。王道和霸道都是手段,没有哪一个绝对比另一个好。大国在争夺霸权过程中,要以“无为”心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战略上的冒进,同时以“有为”心态,改善行为的技巧,维持对战略目标的追求和耐心。

张剑荆

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

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沟通的便利为民众抗议和民众参与提供了条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所有的物体都将变成“信息机器”。社区、社群和沟通的信息性质导致传统上具有过滤民粹功能的组织化社区、媒体和代议制机构等传统建制出现功能性衰竭。基于此,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常态化将是伴随信息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新的政治现实。

刘奇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著有《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等

农民自发购置的50多万台收割机和数十万台拖拉机每年按季节有序南下北上、东进西出,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我国农作物机械化收割和机械化翻地问题。这种肇始于十多年前的农机共享现象应该是开了我国大规模共享经济的先河。

张红宇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

邵海鹏

全面深化改革,要重点啃硬骨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无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央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更多考虑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三权分置”就是当前的制度创新。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频现。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全球化不仅是指经济全球化,而且是指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但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潜在的冲突。对于21世纪的全球化来说,主要挑战来自于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失衡、政治失衡与政治-经济失衡。简而言之,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之间的平衡关系,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文艺美学、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微信公众号是自媒体意义生产的一种有趣方式。如果我们把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者定位为新型的都市“商住两用型”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他们所主导的知识生产就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对明确的知识目标、明确的知识受众进行的意义“双重生产”。

周翠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指导性案例不应满足于裁判要点的归纳,更应在结构与说理范式上为法院日常裁判提供参照,唯此才能凸显其特殊价值。为了实现指导性案例承担的指导功能,未来的指导性案例宜采“判决文风”,先述明结论,再论证理由,判决结果置于基本案情之前。而且,基本案情应当简明扼要,裁判理由既清楚易懂又言简意赅。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我参加过一些会,主题是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与会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有中国道路这一说,也都认为要重建中国话语。但开着开着,英文就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大家不要小瞧这个细节。为什么在关键的一些词语上,我们非得用西方的概念来表述呢?这就证明我们中国当代的理论话语还不足以表述那么精微的思想,它使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用西方语言来表达。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

近日,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前往贵州省就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课题组与贵州省发改委、民政厅、交通厅、水利厅、卫计委、财政厅等省直相关部门进行座谈,深入黔东南州施秉县和遵义市余庆县走访贫困乡镇、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贵州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和精准扶贫措施、经验、问题。本文将报告此次调研掌握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思考。

石良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汤蕴懿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总量、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过去的一年中,关于四条底线“底线思维”,已经在上海深入人心、形成共识。然而,“四条底线”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严守底线的约束条件下,上海该如何发展?看似矛盾存在,但若转换视角,就能明白底线的深层含义:在发展目标下,底线思维倒逼着上海转型,将底线和目标放在一起,就能发现上海发展的短板究竟在哪里。

吕薇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东欧八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且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欧洲的社会主义流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拟着重考察 20 世纪下半叶( 二战胜利后到苏东剧变前) 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历史演进。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如何理解无神论和做好无神论宣传,如何体现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和保护,对于当前我国对宗教的积极引导都至关重要。本文尝试对这些基本问题加以阐述,包括论科学宣传无神论、论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论科学宣传无神论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二者之辩证关系这三方面的内容,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关于宗教信徒究竟能否入党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论述。

杨善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飞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理论教研室研究员

“社会底蕴”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

刘志彪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查婷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现行的体制机制下,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层面对“飞地经济”的政策激励不足。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对投资管理实行的仍然是正面清单管理制度,容易使“飞地经济”的相关各方在投资项目决策、投资规模选择等方面产生分歧,不利于开展合作。同时,“飞地经济”发展受土地制约的态势更加明显,飞入地规划区内的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冗长、涉及利益方复杂,整理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难以置换开发区建设用地。这些需要国家层面做出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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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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