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刚志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讲授课程:财政宪法学、行政法学、宪法学原理、比较宪法、国家赔偿法
地方“土地财政”的宪法基础，不仅在于“租税并存的财政分权体制”，更在于宪法文本所确立的“赶超型战略”。其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等宪法上“国家目标规定”之实现，亦在实质上侵害到公民的“自由权”、“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其间已经隐含了宪法规范的效力冲突。为此，我国需依循“人权保障”的宪法理念，在整个财税法制领域贯之以“量能课税(费）”、“生存照顾”等法治原则，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推进法治化的财政支出制度改革，以消减地方“土地财政”的扩张冲动，遏制其负面效应之滋生。
孙红梅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会计学与财务管理、价值评估与绩效管理
城市发展水平是城市综合实力与发展潜力的共同表征。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环保产业是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是推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支撑，它涉及技术、装备、产品、材料、工程、服务等各方面，与国民经济的很多行业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的关联作用。因此，上海市增加环保产业研发投入、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不仅可以增强污染治理能力，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条件，同时也能带动相关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极大地提升城市发展水平。
刘清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陈杰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社会政策研究、侨乡、华侨华人等
黎相宜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华侨华人、侨乡、国际移民等
广州的“侨”的特征相比传统侨乡要弱，但与海外移民的联系比中国国内其他大城市要紧密。海外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广州居民家庭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侨眷无论是在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对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上均比非侨眷高。但令人意外的是，海外关系对于广州居民家庭的积极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非经济的因素来产生影响而非传统的经济方式。
丁煌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珞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晓方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整体性政府展现的是一种通过纵向和横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运用于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的要点是：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促使风险管理者在特殊的政策领域和网络中一起工作，产生协同效应;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服务。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邢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曾志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为促进治理转型，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在制度上需要做出重大改革与创新，通过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社分开，构建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落实政社分开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结构支撑，从而保障党和政府与日益壮大的社会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与协调，扩大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美国宪法、历史与理论、中国政治与宪法、香港基本法、政治理论
日前，弗吉尼亚州爆发的骚乱，再次暴露出美国社会种族分裂之深，亦折射其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现实。随着“每个人都公平地站在人生起跑线上”的“美国梦”逐渐褪色，社会下层越发难以通过正常社会流动来改变自身阶层属性，加之其经济状况恶化，就容易通过“白人至上”等极端主义运动来宣泄不满。
樊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研究领域:公共治理、民主理论、知识社会学
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向：一是研究的小圈子化；二是远离公共世界；三是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这三种趋向侵蚀了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剥夺了社会科学的务实性、审慎性和思想性，弱化了社会科学的道德、责任担当，使其日益成为“灵魂缺失的社会科学”。
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在哈耶克看来，现代社会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实际上都是对之前在政府干预下社会“不当投资”的一种清算，也可以认为每次大萧条都是政府干预货币和市场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研究领域:国际金融、货币与银行研究,著有《国际货币经济学》等
劳动的跨界流动可能性不大，一个西方国家移民政策，一定是高端人才才允许流入。欠发达国家，高端人才走了，当地怎么发展？第二个低端的老百姓，就成难民了。欧洲难民危机，实际上是地区灾难向外面的扩散，很难被流入国接受。所以未来一个重要的趋势，仍然是跨境投资。
马方方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战略和中美关系
在全球地缘重心东移的前提下，未来亚太地区新秩序的建立并保持相对稳定，或取决于包括中美在内的多重力量间的软权力均衡。与“硬权力均衡”多体现为“势均力敌”相比，“软权力均衡”主要体现为地区力量之间对彼此的认同、包容，及至实现和谐共处的一种状态。
徐惊奇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丹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新世纪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兴起并不断发展，如何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公共外交的开展中，国际公务员是不可忽略的助力因素。应通过重视培养、积极输送、合理任用进一步发挥国际公务员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
周晓明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法、国际关系、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等,著有《国际法视角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等
赵发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016年6月,欧盟出台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即“欧盟新安全战略”。该战略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为中心目标,以推进利益和价值观共进为指导思想,制定了欧盟对外行动的原则和首要任务。更加务实是该战略的突出特点。它的出台将会促进欧盟安全与防务建设,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产生积极影响。然而,该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将面临来自成员国的挑战和已有制度的掣肘。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容易脱贫者在上两波就脱掉了，剩下来的都是硬骨头，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需要认识到长期性、持久性，定任务、下指标不仅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甚至还会将扶贫的重心从贫者转向干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赛。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等
海归由于其海外的经历和视野，在中国经济社会剧变的环境下，可以在变革与坚守之间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过去这些年，选择创业的海归回来后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跟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相伴而行，代表了一种变革的力量。但是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在推动变革的同时也越来越需要坚守。
吴松江
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科技服务能力建设
符少辉
现为湖南农业大学党委委员、副书记、校长,主持行政工作,负责审计、外事等工作。
社会矛盾表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对应性。考察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风险源头应从当前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出发，充分关注因为社会结构性转换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来源结构多样化与复杂化；由于风险分担不均衡导致的农村生态问题和快速城市化、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冲突隐患；以及农村风险治理中的信任脆弱性所引发的矛盾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