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毛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
在印度人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美争夺世界霸权和中国试图控制周边地区的重要举措；在经济上虽有双赢可能，但在印度国家安全和中印政治互信上颇有犹疑。也因此，在国家定位上，印度一直徘徊于“领导型大国”、“平衡型大国”和“摇摆国家”之间，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美朝相互威胁循环提高了双方陷入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双方应认识到，建议“双暂停”的中国与他们利益相通。
宋文志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师
当域内出现大国竞争或对某一大国严重依赖的时候,作为中等强国,韩国积极推动地区主义的制度化进程以平衡大国的影响力,摆脱大国竞争带来的战略选择困境。但是由于其本身受困于重大安全问题,韩国在地区层面提出并主导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在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受到诸多制约,通过平衡手段制衡域内大国的努力也将长期受到同盟关系的束缚,最终只能加深对盟国的依赖。
王文奇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外交学、国际关系史、民族主义等
族群认同带来的族群冲突，看似是每个国家的内政，但是当不同国家的民众跨界流动越来越频繁，族群冲突的目标指向就是国际性的，况且从全球范围来看，族群冲突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上演，这是值得重视和警醒的。
王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如果特朗普执意要对中国采取301条款等措施，那么中国势必也将对美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如此一来，一定程度和规模的贸易战就不可避免了。但是，在贸易战真正打响之前，双方还有缓和的余地；即便打响了，中国如果能够给美国以有力的反制，使特朗普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而因此受损，那么就有可能迫使其放弃依靠贸易战压服中国的妄想，重新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回到谈判桌前。
陶林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目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还存在种种不同的争论，如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新马歇尔计划等等。加上一带一路实施涉及很多国家和地区，引起很多国家的重视和关注。因此系统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中的十对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伍俊飞
香港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并非权宜之计，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结构模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既不是纯粹的单一制，也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分区式民族国家。
战洋
纽约州立大学珀契斯分校人类学系
夏洛茨维尔之所以不断成为抗议的中心，本身就是抗议的组织者的策略性的选择。夏洛茨维尔是南方州中的南部城镇，是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这个小城市大学城在大选时70％的选票投给了希拉里，而周围偏保守的农村则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这起事件除了排外和种族主义的面目外，对抗者是有着清晰的政治诉求和文化价值的双方。它意味着，美国政见不同的双方，卸下了言论自由的面纱，开始了动武——这在60年代以来，是第一次。同时，它也标志着美国新纳粹，成为了政治场域里的重要力量。
苏晓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相关动向心存疑虑。当前，美新政府南海政策正在成型过程中，有望逐步趋于平衡和理性。特朗普有可能延续前任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避免在南海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但鉴于其“非建制派”特点，未来美南海政策趋势仍具不确定性。在行动上，美国恐将保持对南海介入，以多种方式干扰中国南海行动。然而，在当前南海局势降温、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恐难以左右南海局势走向。
贾海薇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理事,研究领域: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与风险防控
思想对人的影响远大于物质生活，应通过心理培养与知识教育来提高贫困人口思维的现代性，激发他们对新政策实施、新经济规律、新生产方式的接纳度，进而激发他们自己追求与建设美好生活的能力与潜力。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双方新的妥协点，应该从各自对对方最大的担心着手。大陆对台湾最大的担心当然是台湾将来会独立；台湾对大陆最大的担心，是大陆为了统一会采取非和平方式。如果台湾方面承诺不独立，大陆方面相应承诺不采取非和平方式追求统一，双方就能消除对方最大的担心，这样就出现了新的妥协点。
桑玉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梁海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来源于公民文化中的政治情感,这些情感能够通过个体的社会化实现代际传承，转化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当然，情感因素的强调并不否定政治认同形成中制度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只是提供另一种理解政治认同形成机理的可能视角。
张文娟
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副教授、国际合作助理院长、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印度是盛产思想家和辩论家的地方，对于印度的年轻学子，只要稍加勤勉，就可以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人文领域，取得很了不起的成绩。但印度不只需要思想家和辩论家，还需要务实的问题解决型人才，否则，社会底层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短板永远在。
于小琴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4年下半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归俄等事件引发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从金融、管理及新技术三管齐下的制裁下,俄罗斯向历来重视但实际被边缘化的远东地区再次转向。2015年俄罗斯相继颁布了《超前发展区法》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等15项立法,在远东地区设立16个超前发展区,在产业集群理念下打造融入亚太的远东地区发展新模式。
左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文章认为不同的理解视角和传统不存在孰优孰劣，每种传统及其包含的逻辑都能为因果推断作出贡献但也同时存在局限性。在对不同传统的优缺点保持自觉的前提下，不同方法的融合已经也将继续成为未来政治学因果推断中的趋势。
林毅夫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研发是研究和开发两个词的组合。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就有很大的竞争性，所以企业对做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是开发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的对象是基础学科，通常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不能申请专利，它只是一份学术论文，会变成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做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基础科研，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不能长期持续。因此，就需要政府来支持基础科研。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