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吕德文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国家治理研究、国家与社会结合地带的灰色领域治理及其社会问题,著有《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等
当前的小官贪腐已经不再局限于蝇头小利，也不再明目张胆，而是充分利用了基层行政的复杂性、制度监管的漏洞、政策实施的固有缺陷来谋取巨额利益。应该说，小官贪腐有其内在的发生机制，其中一些机制是古已有之，难以解决的，还有一些机制则是新制度环境造成的。
张绍欣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走出去”局面的形成，边疆理论和海权理论日益受到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跑者，全球化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一种世界体系学说和全球传播学说。中国的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的深度内涵的著作也开始出现。
张新红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秘书长;信息社会50人论坛轮值主席
分享经济有三个基本内涵：一、分享经济是信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二、分享经济是整合各类分散的资源、准确发现多样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三、分享经济是信息社会发展趋势下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崇尚最佳体验与物尽其用的新的消费观和发展观。
贺军
安邦集团研究合伙人、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及政策、公共政策、产业等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市场”，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所谓“中国市场”，是指随着经济规模增大、国民财富增多、全球影响力逐渐扩大的中国经济活动的总和，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模不断扩大、品质不断升级、涵盖商品与服务需求的国内消费市场；二是中国经济活动（生产制造、服务升级）所带来的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三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与消费活动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年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万亿元人民币（约4.8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无法被轻视，中国的市场堪称当今买方世界的“中国大市场”。
孙云丰
百度副总裁
关于AI智能化的变革从哪里开始，谈一些自己的看法。首先，先从简单的、重复的脑力劳动开始。在百度公司有一些项目我在负责，通过AI替代简单的、重复的脑力劳动这个事情真真切切在发生，而企业界为什么推动这个事情，原因很简单，为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列了一些此类的职位，例如客服、录入员、收银员、内容审核等等，这个是正在发生的。
杨嵘均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网络与社会治理
网络虚拟社群所致政治系统异化的治理应该是这样一种多主体协同模式：网络虚拟社会的自我管理、国家或政府对于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以及现实社会治理的统一及其相互作用，以促进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
王辉耀
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开放--尤其是不分种族、不问国籍地向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入籍并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是美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词；拥有冯·布劳恩这样全球顶尖的人才，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顶尖的人才，则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本。而成为人才战争的赢家又与美国对待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激励人才的战略与制度紧密相关。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哲学,著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的研究》等
汉语“信”字，从古到今经历了词义渐趋繁复的演变，现代汉语更多地用与“信”连缀的复合词来表示相关的意涵。就指向一种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道德原则的“信”（“信德”）而言，人们似乎更多地使用“诚信”一词，今天它已经被列入核心价值之中。
郑贤君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宪法学基本理论、公民基本权利、地方制度等
田冉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
高等教育行政化是我国公立高校管理中的积习与流弊，应在服从何种目标的前提下去行政化？如何处理政府规制与大学自主之间的关系？大学内部学术自由与行政管理的关系何如？等，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中，须以我国《高等教育法》为依据，探询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化的目标，采取适当的内部与外部管理手段促成该目标的实现。本文以美国经验为借鉴，尝试对高校法人的内涵、实质及相应的内外管理机制作一初步分析。
徐显明
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研究了领域:近现代中国法律思潮、法治国家的原理、法哲学前沿问题、人权理论、宪政理论等,著有《人权研究》等
为什么司改的关键性举措中要出台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目的也在于约束住“关键少数”从而支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处理党、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与司法的关系，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乃至在未来会进入一个中低速乃至中低速增长，应该像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样都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但是，在经济增速下移的大趋势中，中国政府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成长阶段上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
许少民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软实力、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欧美假新闻泛滥事实上已经间接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美国总统选举最后三个月内，大量有关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假新闻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并以各种方式在我国社交媒体（例如微博和微信）广泛流传，严重误导我国民众。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欧美这一波假新闻的泛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我方有效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一些启示。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日本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应该总结一下，但是对中国的今天来说更加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来推动这样的改革。我想这样的话中国今后的发展可能会稍微要比现在发展的健康一点，而且我相信维持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至少是中速的发展，我们回避那种不惜破坏环境，不惜牺牲劳动力社保等，这种情况下的高速我们不要追求。
赵好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袁泽鹏
中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赵一琳
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消费者信心指数（CCI）所形成的指标体系在预测未来宏观经济走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已成为各市场经济国家非常重要的经济风向标之一。它不仅影响消费的行为，更是对于社会资金的流向和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该研究具有巨大的市场研究价值和一定的理论意义。
唐彦林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研究等
张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等
武琼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等
随着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基地搬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安倍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以及冲绳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难解难分，因此此问题“圆满解决”的可能性极小。特朗普政府将会继续推进驻日美军基地搬迁至边野古，双方长期对立的趋势不可避免。
郭庆珠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行政法学研究
城市资源有限与资源配置中的实体标准“失灵”孕育了抽签、摇号政策的适用，该政策显现出了较强的价值融合机能，在此意义上与现代社会对于政策发挥社会形塑作用的诉求有所契合，人们的需求通过机会均等的程序设计而获得相应安排并取得社会认同。但抽签、摇号政策难免暴露出满足社会需求效用不佳的弊端，实践中人们尝试采用程序或实体的方式对其有所修正，而后者的有效性更为明显。目前，有必要对抽签、摇号政策的前程序规制和程序规制进行适度的革新，以便政策的决定和实施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民主考量和法治需求。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