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浩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基金新规”对流动性的影响整体应该较为中性，且执行日为10月10日，而多数核心条款的整改期都为6个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债市的影响也有限。不过周一的债市走势也的确是受到了新规的影响，对质押品资质的要求，迫使很多私募机构开始主动降杠杆、减久期，但这些机构的市场规模较小，对债市的直接影响有限，更多的还是情绪方面的带动。
卡斯坦·费舍尔
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理论教席教授
彼得·施特罗施耐德
德国科学基金会主席、中世纪学学者
现今在许多西方社会中都能够看到一种政治和政治沟通领域的构造性变动，这种变动在改变着认知(Wissen/Knowledge)和权力之间复杂的功能分化。特朗普的获胜意味着出现了“替代性事实”（alternative facts）秩序的威胁，在这种秩序下“认知的要求“（Wissensansprüche/claims of knowledge）不再需要论证也无需立足于事实，而仅仅需要决断论式的立足于权力。
胡锦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领域:宪法基本理论,违宪审查,行政法基本理论,行政诉讼。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改革试点决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中纪委要求，成立国家、省级、市级、县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作为现代制度文明的体现，任何一种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是绝对的，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度，监察委员会关于监察对象的 “全覆盖 ”也不可能例外。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全覆盖 ”的限度，可以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范围、公权力行为的责任追究、违纪违法犯罪及违反内部规则行为的责任追究三个维度进行界定。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此报告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2017年地方法治政府评估的最终结果，是2013年启动的地方法治政府评估工作的延续。法治政府研究院在自主研发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和过去4年评估实践修订而成“2017年版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并据此完成评估。2017年的评估报告建立在不断完善、更加科学的指标体系上，客观地反映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所取得的新进步，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仍面临的突出问题。
余海秋
中国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泰战略合作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泰合作成效明显，但战略层面的政策对接差强人意，面临泰国政局动荡、大国地缘压力、民众理念差异等现实难题。随着巴育政府出台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中泰合作再次迎来重要机遇期。在此背景下，中泰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各层级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战略合作的顶层设计与社会共识。
袁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姚亿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美大局
特朗普正式就职以来，美国民主党经过反思，开始竭力重振旗鼓：一面通过各种手段阻碍特朗普施政，一面推出新的政党纲领，意图重新阐明本党的信条与价值。但是，民主党目前也面临着一系列内忧外患。党内分裂仍在、群龙无首，吸引中低收入选民的努力效果不彰。民主党能否在2020年东山再起目前尚难判断，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将是重要的风向标。
Mark McQuinn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和研究员,研究领域:坦桑尼亚、加纳、塞拉利昂、苏丹和冈比亚等地政治经济学
我们看看来自于这些海外离散人员集聚的不同国家，像美国、沙特等不同的国家，都有在这些国家居住的国民把钱以援助的形式给到自己原来的援助国的情况，中国也是一样，现在很多的援助都是这样实现的，让海外生活的一些国民把这些钱寄回来，帮助我们减贫，帮助企业发展。这会给社会效益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
任远
复旦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城市化、都市圈与区域发展、人口规划与人口综合调控、流动人口·城乡移民与城市发展
在世界各地的超大城市，有成功的城市，也有失败的城市；中小城市也有成功的城市，也有失败的城市，所以超大城市和“城市病”是并非必然关联的。超大城市的高密度往往被认为是发展的困境，而实际上高密度却恰恰是超大城市发展优势的体现。
石培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专业博士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的“旋转门”关系网呈现出广覆盖、高流动和收入差距大等特点。美国大公司积极利用“旋转门”机制影响政府决策。美国“旋转门”关系网既可以滋生腐败，也为人才交换创造了灵活的条件。这种利弊兼具的状态使“旋转门”逐渐演变成美国政商关系中的一种默认协调机制。
杨晓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印度安全与外交、中美印大国关系、中国周边外交。
2017年6月，美国国防部向阿富汗增兵4000人。这引起了外界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猜测，也加大了人们对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调整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在“美国优先”的背景下，美国与印度战略关系进一步推进的力度遭到质疑。目前，美国新政府工作团队并未到位。在此背景下，对21世纪以来美国南亚战略的制定、历史溯源、执行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对近期美国国内政策辩论的思路进行解剖，有利于研判特朗普政府南亚战略的转型方向。
刘守刚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与财政政治学
选择什么种类的税收、构建怎样的税制结构，才能既提供比较充足的财政收入，又促进一个国家向现代化目标的成长？在这个问题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争论与实践探索。
耶尔·塔米尔
Yael Tamir
以色列学者、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弟子,曾任特拉维夫大学哲学教授、以色列教育部长、国会议员
争取一个更加正义的共同体是多余的。这样的结论既是误导性的又是危险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通过比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要重要得多的方式影响个体，而且事实上其影响个体的方式可能还要重要。
王雷泉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佛教哲学和宗教学原理,著有《摩诃止观释译》等
当今中国佛教正处在冲决围墙困境的前夜。虽然涛声依旧，但解决问题的人正在成长之中。用中医理论来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以“随缘销旧业，任运着衣裳”的中道智慧和菩萨悲愿，疏通六方面的矛盾张力。
李向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宗教社会学、信仰社会学、宗教社会理论、信仰与社会变迁、当代中国宗教、比较宗教研究,著有《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
一个社会中大众的精神文化与人们的信仰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即是与人们怀抱某种信仰与特定价值观、生活常规及行事习惯有关的各种实践、制度与分类系统。所以，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当为信仰方式与各种宗教信仰形式之间的价值关联或认同方式的异同，由此衍生出关于公私关系、权力、社会与文化诸多方面互动的各种类型。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刑法学,著有《犯罪论原理》等
比例原则虽然不能替代法益保护原则，但亦能在刑法领域发挥机能。所应注意的是，在将比例原则引入刑事法领域时，必须避免简单的话语转换或者机械的套用现象。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亚太区域合作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未消褪。在危机的负面影响与世界经济的新问题相互交织中，世界经济经过近十年的深刻调整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变化，并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和适应的外生条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