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著有《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等
城市化并不意味着一定占用大量的耕地，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村凋敝。推进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土地资源，避免耕地减少，创造巨大财富，促进乡村的繁荣，才会有效的支持未来城市化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
方桂堂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部分省市率先启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成果。然而,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尚面临着资源分配、权利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有条件的地区应以村民小组为边界确定土地等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应落实村民小组对土地等相关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进一步落实经营管理权。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村民小组经济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并提供政策扶持。
王金霞
西北政法大学法理教研室讲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
法治作为治国方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被一再强调。然而，国家层面的法治需要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才可能具有根基，所以，诸多学者提出“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命题。
樊纲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放弃“城镇化”的发展思路，确立“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在目前阶段，我们一定要发展大城市，不发展大城市，结果是房价飙升等各种畸形的情况，大家都受不了。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政治哲学和宪政理论、空间法理论,著有《自我意识论》等
中国现行的宪法序言明确了党的领导，四中全会公告也多处指出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领导，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探讨的是党如何通过宪法的方式来领导，而不是脱离宪法来领导，既然依宪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基本内容，那么任何试图脱离宪法来治理社会的方式，就是不符合此次四中全会公告精神的。
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朱鹤
北大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新时代下，中美经济合作要寻求新动力，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是提供新动力的重要引擎。继续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则可能成为促成中美BIT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契机。中国可考虑重点选取非传统金融行业作为谈判的突破口，比如评级行业。与此同时，中国要重视完善国内的金融监管体制，重视防范潜在金融风险。
蒋立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法律现代化、法律与社会转型、法理学,著有《新编法理学》等
在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法治行程里，有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时间节点，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完成相应的法治建设任务，构成了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的“两次跨越”。这对于最终在2050年前后把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艾琳
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王刚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
深圳的“强区放权”以改善城市建设管理为契机，将市、区政府纵向职权重置作为突破口，实施了一系列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和体制创新。这项着眼于提升政府领导力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合式改革与创新，与之前一些地方实施的“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迥异，分别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强区”的实质是以“瘦市”实现“强市”，从而达到“强城市”的目的，全面增强城市竞争力。
受访人: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采访人:蒋安杰
十九大以后，司法体制的改革将是向已有的改革配套措施机制和保障措施机制方向发展。就是在已有的改革措施中要进一步探讨方方面面的配套措施改革，保障机制措施方面的改革，增强我们已有的改革的整体实效性，实现改革措施的初衷。就是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司法工作的相关配套制度，把业已推出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提升改革整体效能。
汪仕凯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比较政治、民主转型、阶级政治、中国政治、地方政府、基层治理
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现代政治生活早已越过了现代国家的地理界线，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全球化进程引发的种种矛盾正在逐渐强化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政党承担的使命更加繁重、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高。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著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等
就当下而言，全面实现小康的“第一个百年”将如期而至，“第二个百年”已经在有步骤的规划之中，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胜利在望。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更需要研究的是，是什么样的政治机理确保了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一跃而跻身于强者之林？
陈思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孟庆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公共政策与管理、政府管理与创新、电子政务与公共服务等
批示是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关键环节。批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矛盾，批示的本质是政治系统中意见综合与利益协调的环节，无论国家治理模式如何变化，批示都将持续存在下去。推动普遍的批示存档和完善的定期公开制度，有助于将批示从操作层面上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之中，并使之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工具。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家理论、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著有《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等
黄亮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间接动力触发了地方政府的创新意愿，直接动力则是地方政府就特定创新的成本收益考虑。如果预期的创新收益大于成本，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开展这一创新，即产出新的制度安排，如果预期的创新收益低于成本，则会偏向于维持现状。
张广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等,著有《政治的文化逻辑:从历史哲学到政治哲学》等
只有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只有把 “历史终结” 论的普世主义理论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经验，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历史才会得到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文明-国家”重建的理论自觉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
任军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美国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霍奇切尔德的著作提示我们：“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它毋宁是新世纪美利坚社会矛盾和精神焦虑的集中反映。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反拨。作为旁观者，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美利坚人无限的悲情和无奈。
郑少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无疑我们都希望在华南找到一条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现代化道路，既直面未来挑战，又承接风俗民情，其中就包括教化培养出有德性的现代主体，不管是在共同体中，抑或是在社会之内。但我们仍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莆田人踏入陌生人社会时，呈现给外部的只剩下部分莆田系医院那样的公共形象，那么，莆田和新世纪之前的下岬村似乎并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无公德的个人”这样的修辞或许应当缓退，让我们继续如芒刺背，直到我们共同探索到一条更加合理的道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