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和青岛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青岛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金融、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房地产经济、互联网金融。
在十九大报告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可以说，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及政治经济生活的重新定位。正是由于这个新定位，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十分明显的。
贾开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蒋余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人工智能的兴起不仅是技术或产业领域的重大发展，更是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变革，由此产生的治理挑战要求公共政策框架的重构与创新，而这又体现为三个基本问题。首先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与数据，其内在逻辑是基于机器学习形成自主决策。其次，传统科层治理结构、方法以及范围不能应对新的变化，从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挑战。最后，本文提出综合性公共政策框架，力图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崛起建立制度基石。
汪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本文通过综述以往相关调查研究，注意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户籍制度造就了这一趋势的特殊性，而教育、住房、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则给这一转变带来阵痛。应对这一趋势，尤其需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在体制和政策层面求得平衡与协力。
徐静波
旅日媒体人,亚洲通讯社社长。
在此次众议院大选投票前，日本各大媒体的已经对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将胜选做出预测，只是没有预料到，执政党会胜得那么多，让安倍能够度过选举难关，继续稳坐首相宝座。这一次大选结果，产生出三大问题，即：安倍执政党为何会胜？小池希望党为何会败？立宪民主党为何得利？本文将一一解答。
邹至庄
美国华裔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是国际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计量经济学大师。
一般而言，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是拥有大量资本的国家要增加资本的报酬。中国已从一个接受外资的国家变为一个向外国投资的国家，同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中国有充分的资本用来投资到外国，不但投到发展中国家，且投到经济已发展的国家。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力量扩大的一个表现，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著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国与国的对峙并不一定是靠武力来解决的，有智慧的战略家往往能够借助于各种力量的结构而形成的互动以增强自身能力，或者是瓦解对方的能力。这样对峙就自然通过战略互动关系而消解。就正如周一样，虽然自己身处弱势地位，但只要掌握着各方感兴趣的战略资源，那么就可以利用这种战略资源来挑起其他各方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战略互动性博弈。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主任、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段表述对如何加快城镇住房制度完善以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有诸多新提法，不仅展现了新思路，更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经济新常态下错综复杂城镇住房矛盾根源认识的新高度。
戴星翼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走向绿色的发展》等
从技术上看，雾霾的治理主要包括能源升级，也就是扩大清洁能源的比重、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提高油品标准等；城市交通的改善，包括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和合理的私家车政策与管理；以及各种伴随能效提升和减少污染的技术进步。对于我国而言，要使这些治理措施得以实现，还需要更为根本性的条件：发展方式的转型。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城市社会学、全球化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著有《承传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等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报告在阐述这一战略时，不仅提到了农村基本经营、土地、产权等制度的改革，也充分阐述了农业产业发展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相关重要问题。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涛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绿色经济、城市经济
禁售燃油车的首要原因在于环保，那么，就环保而言，与燃油车相比，非燃油车究竟有多大的节能减排效应，以及这样的效应又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环境效益？这里的两个问题非常重要，前者关系到非燃油车（如电动汽车）的能源和排放效率问题。
刘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英国脱欧、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险些登上总统宝座、德国极右政党德国新选择党第二次参加议会选举就一举跃为第三大党的背景下，奥地利选举及时喊停极右政党，这虽一定程度显示，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尚不足以颠覆主流政治，但欧洲政坛持续“右转”，应引起足够警惕与反思。当前，欧洲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加之民主脆弱，成为极右政党发展的“温室”，未来欧盟发展恐面临更多掣肘。
汪涛
天使投资人、前中兴通讯印度分公司CEO
10月11日，“2017杭州·云栖大会”召开，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主题演讲中宣布：未来三年将投入1000亿元人民币，成立“达摩院”，进行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研究。不懂互联网的前英语教师马云却成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导者，这证明了什么？经济学的大革命即将开始，本文可看作是前哨战。
欧纯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在站博士后
公共政策的魅力在于个体利益因国家行为的改变而改变，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可以调和，二者在博弈互动的过程中，在各种可替代策略之间进行选择。个体非常有可能会接受那些看起来与他们私利相悖的策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以某种不切实际的、感性的方式把公共利益当成自己的私利来接受。接受对己不利的策略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更大的可能是为了实现长期的经过权衡的私利，只不过长期的利益与短期的利益不一致罢了。
莱昂内尔·巴伯
英国《金融时报》总编
记者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使命。这意味着记者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要努力追寻事实与真相。然而，如今媒体行业中虚假新闻越来越多，这不禁使人担忧。
阮炜
深圳大学教授,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
国内外的人们常常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其实，印度和中国除了都是文明古国，都是人口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方面实在是大不相同。这些不同对中国人来说常常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通过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诸多分裂因素中，现代印度不仅政治上大体统一，更建立起了一个大致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港澳基本法。
一国两制是中国完成国家统一、推进治理现代化及自身全面国际化的“宪制杠杆”，在港澳台三地显示出不同的制度化模式与实践成效，其中香港最为典型、丰富及富有张力。十九大报告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对港工作基本方略与成效，将“全面管治权”作为新法理，将“发展主义”作为新动力，将“有序民主”作为长期承诺，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融合架构，将高度自治作为优先治理机制，将国家“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作为定位与拉动香港转型发展的战略契机。由此，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开始进入“新时代”，一个“2.0版”的依法治港与有序融合的新时代。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