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兼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五年规划、中国道路、制度与战略,著有《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等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著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民主四讲》、《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等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
以五年计划编制为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历了四个类型的决策模式，先是经历了内部集体决策模式，而随着这一模式的破坏，进入了“一言堂”决策期，而到文革前后，内部集体决策机制得以开始重建，到八十年代中叶开始进入咨询决策时期，到本世纪初开始逐步走向公共决策模式。
刘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进一步从战略高度出发，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是一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宣言书。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政府绩效评价、人事管理和政府创新等
高效合理的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体制安排，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深化改革提供制度支撑。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为适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进一步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范毅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发展理念，这既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也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明确了乡村发展新思路，是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转变。乡村振兴是把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要充分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改变过去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现实，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以下就乡村振兴和城乡关系问题，谈一点粗浅认识供参考。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主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该报告是新时期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勾画了党建、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生态、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宏伟蓝图。对照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等中央重要文件，本文试图挖掘出十九大报告在经济领域的八大亮点。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破产法、法经济学、国有资产法,著有《公司重整法律评论》、《法思想录》、《国有企业改制法律前沿》等
因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去产能，去产能的核心是处置僵尸企业，处置僵尸企业的要点就是破产。实际上破产法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点。
许嘉璐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研究领域:文化学、训诂学、中文信息自动化处理、宗教学等
当资本主义走向极端、个人中心主义击毁了社会结构、被压榨多时的殖民地渐渐苏醒、各民族的信仰和传统岌岌可危时，“物质第一”、“技术至上”的神话就破灭了，“现代”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雀，一转身，它那光彩诱人的花翎后面就有着并不美妙的一面。
刘忠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
回顾过去五年，反腐治贪无疑是中国政治的重中之重。随着反腐热点的持续发酵，与之相关的“双规”问题也引来不少关注。作为一项“非正式程序内的刑事司法行为”，“双规”因远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显得有些“神秘”。事实上，“双规”的制度性存在，既有历史来由，也有现实原因。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政策、区域合作研究、联盟问题研究,著有《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等
在俾斯麦的战略视野中，他认为对于德国而言，它的国家利益应该是维持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继续实现自身的发展，在没有把握决定性超过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强国的联合之前，没有必要去谋求在欧洲扩张领土以及争夺殖民地。但是很明显， 随着威廉二世的上台，德国很快抛弃了俾斯麦的战略，最终导致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乃至失去成为全球性霸权国的可能。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著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技术进步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有利有弊，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如此。从技术的发展史看，武器的发展总是与技术的进步相伴，技术成为战争的工具。其实，关于技术与道德的讨论早就有之，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陈庆修
全国机关事务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经济管理与改革
许多从事机关事务工作的人常常感到困惑，要说清楚机关事务的涵义真不容易，要对其准确定位、进而弄清发展趋势更加困难。本文追根溯源，力图在历史发展脉络中说明机关事务涵义，从历史演变规律中把握机关事务发展趋势。
雷建锋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对地区与全球的发展与稳定也至关重要。然而，中俄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并没有平衡发展。2013 年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实现二者对接，使之互相促进，而非互相排斥，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经济发展，而且对巩固中俄关系意义重大。
蒋媛媛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焕焕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冯立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近年来，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经济、社会全面融合，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和经济格局变迁。在中国，基于数字技术、以互联网平台为重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经由互联网时代的落后追赶实现数字经济2.0时代的部分领先。数字经济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全过程，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驱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李君如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著有《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等
实践告诉我们，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有8900多万党员的大党，作为要领导现代化事业的执政党，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权威性，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没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就会丧失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丧失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就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就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梁启东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领域:沈阳经济区,著有《中国城区发展战略研究》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各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各项事务纷繁复杂，各种矛盾纵横交织。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找出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重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抓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它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冷战之后，欧美国家的同质化文化又开始演变为异质化文化，其中以法国和美国最为典型：长达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社会空前不平等，社会充满了愤恨情绪；社会不平等又刺激了国民性危机和国内“文明的冲突”，从而才有特朗普的当选和法国极右势力的坐大。所有这些表明，过去基于同质化条件而制造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之后，这种理论不仅不能再为自己的合法性论证，反而已经成为伤害西方社会的一套过时的话语体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