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黎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欧洲外交史、国际体系与大国外交理论,著有《欧洲外交史1494-1925》等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因此干涉作为将会继续存在。但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安全利益与分享的生存空间，国际干涉必须通过国际组织的共识而非几个大国的裁决。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国滥用所谓的国际责任来肆意干涉他国的内政。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政治经济、民主化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现有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已经跟不上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变化，无法照顾到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无法反映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这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将发生巨大变化。
张应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派则与之完全不同，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将城市空间过程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以考察，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循环、资本积累、资本危机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贫困地区发展,著有《中国边缘地带的经济增长》等
从以前增强导向的政策体系，切换到竞争力导向的政策体系，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农业上深刻的调整，很多问题需要处理，特别是两难问题，包括速度快慢问题，扶持新经济主体消融关系问题，国内农业发展和十大国际市场关系问题，一系列方面都需要稳妥把握好。未来农业格局应当是“有钱人吃国产品，穷人吃进口产品”。但现实是倒过来了，有钱人吃进口的，穷人吃国产的，农民没有多大空间。
刘宗义
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特朗普的“印太”政策首先是一个被阉割了的“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的“印太”政策更加强化了印度在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性。蒂勒森强调美印“下一个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样就把美印的军事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政策的提出反映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日本的衰落及印度地位的提高，与印度在洞朗与中国强硬对峙也有关系。美国对印度可谓寄予厚望。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政策过程理论、智库与专家参与、科技政策、气候与环境政策、转型与公共治理等,著有《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等
要跟上这场变革，各国必须致力于改造劳动力队伍，以避免人才短缺、大规模失业和不平等加剧的糟糕局面。政府应当大规模开展劳动力再培训工作，大学应当再度重视制造业的教学。
姜春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高级经济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主线，商业银行必然成为我国银行体系主体。但是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体系共性特征，可以看到，政策性银行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方向。
李剑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等
成功的国家构建会有利于国族构建，而同步进行的国族构建又能够促进国家构建。在现代世界，只有国族构建和国家构建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的“国族国家”（nation-state），才是比较稳定和巩固的国家。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三农问题、食品安全、农村产业集群与创业、企业与环境关系等,著有《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家经济行为》等
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类似问题。通过对问题治理的比较，可以看出两国制度的差异。以“厕所革命”为例，印度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又都有着规模庞大的人口，两国政府在治理厕所问题上都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要注重解决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解决在制度设计上的短缺、不合理之处，以及在制度设计上用旧思维、旧管理方式衡量新经济、使新动能受到遏制的问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加大政府力度改革。在包容审慎监管基础上应加上“简约有效监管”。管理的简约、有效、快捷、便利也很重要。一些地方的商事制度改革，有些前置审批取消了，但后置审批还有很多，对此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项继权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地方和基层治理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伴随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等“新三农”问题日益突出。那么，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之间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及公共服务的均衡分配，成为重要议题。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Mansfield Freeman Chair Professor
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联合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未来的经济政策重点，短期内最为重要的是防范、化解风险，需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控制潜在金融风险，并推进与金融监管改革相关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改革。此外一定要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一定要谨慎，与此同时必须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中长期来看，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让市场更加开放。未来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需要良好的竞争机制和人力资源。
周红云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城市治理、公共管理与政府创新等
社会管理也好， 社会治理也罢， 都是为了维护和达成社会秩序， 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等的管理过程， 是对政府领域的行政管理和市场领域的工商管理所“不管” 和“管不到” 的公民社会领域的管理。然而， 作为一种理念， 二者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区别。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等,著有《现代政治分析原理》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通过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完成国家统一性整合。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度建设确保长治久安，以协同治理和民主参与构建国家认同，以法治建设构建国家秩序，以分权化机制改革激活地方和社会等各主体和要素的活力，增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著有《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等
从理论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这表明中共正式将政治现代化纳入了眼前的改革议程，因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再一次发生变革。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
中国政治学正面临一种深刻的悖论：学科危机的发生与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普遍问题的一个缩影。要理解这种困境的真正起因，必须探究近代以还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学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多维张力。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反思必须返回原点，来一个透彻的“洗澡”。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