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俞家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杨智
湖北省荆州市委书记
我国职称制度体系设计离专业化和科学化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如职称与待遇简单挂钩，甚至变为人才激励的唯一手段。职称制度改革应引导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更加注重工作业绩，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克服“论资排辈”“熬年头”的现象，形成比拼业务的良好风气。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应通过改革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来研究多方面解决人才的激励问题。
郭道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三部门、现代民主理论、政党政治,著有《“以社会制约权力”——民主的一种解析视角》等
就国家治理而言，十九大报告从新时代的角度提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乡村治理、网络综合治理、基层治理、全球治理等多层次、系统化的治理体系。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出发，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目标来看，可以将国家治理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
邓大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小农问题及其方法论、产权政治学
万磊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 “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
徐学通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城市治理体系实际上进入了一种相互合作的共生时期，而传统的竞争观念已经逐渐不符合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不完全是竞争关系，而在更多情况下是合作关系。城市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新的全球化的条件下，合作共赢才是全球政治的常态。
郝全洪
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着眼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战略目标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举措。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内涵和战略重点之一。能否顺利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直接取决于能否顺利建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城市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而这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 为条件，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于是，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孟延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谷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00 —2010年我国城市化空间格局变化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人口向规模大的城市迁移特征明显，规模小的城市数量减少，县域城镇人口增量显著；第二，区域发展不均衡。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发展平稳，沈阳和哈尔滨是推动区域城市化的主要力量，东部地区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区域，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规模扩张明显，中西部地区城镇人口增量向顶层(规模大的城市)和底层(规模小的城市)两端集聚。第三，各类交通网络发展迅速，城市交通网络节点联系加强。针对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及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我们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建成时间点的调整，恰恰是我们准确把握法治领域社会矛盾、认识法治政府建设不充分、不平衡的结果，是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作出的理性判断。按照这个时间表，最终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还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阎小骏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本书基于作者2005年以来在华北、中南和华南基层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通过中国基层政治中的六个故事，即对新社会阶层的吸纳、县级人民政协、统一战线、基层协商治理、维护大学校园稳定以及基层社会面管控工作，展示了中国平衡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力量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稳定，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在治国理政中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力量，并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调整和创新。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最近两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强调的“大部门制改革”并没有对机构数量产生实质性影响。虽然国家部委的数量得到了有力控制，但是国务院直属的部门总数并没有明显减少。这说明政府机构改革受政治周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很深，并表现出象征性改革的强烈色彩。
汪涛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过去两年政府在过剩产能行业持续推进去产能和限产。这些措施支撑了PPI和企业利润好转，助推了股市的良好表现。最近以来，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收紧环保标准等手段实现去产能，包括在北方主要城市启动供暖季（11月15日-次年3月15日）限产措施、以治理大气污染。中国去产能进展如何，接下来将如何演进？这将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就业、债务问题和经济增长？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全球经济的普遍复苏，当前全球贸易活动已经表现得十分活跃，大部分国家一改去年低迷的情况，实现了进出口的高速增长，令人欣慰。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贸易环境的转好，贸易战的风险也在降低。可以说，2017是金融危机十年来，全球经济与贸易环境由差向好的转折年。考虑到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收紧将是明年的主要基调，如何摆脱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复苏，将是决定未来全球贸易改善能否持续的关键，也是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
邹静娴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研究发现：1，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动作标准，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2，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更快发展，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显示产业升级状况良好；3，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在经历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再平衡；4，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不是产业和技术，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到位，是城市化进程不到位。纠正短板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型。
曹立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丕明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需要着重落实以下重点任务：推进国有资本做强做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全面绩效管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孟庆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线上线下融合任重道远，应以解决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立足实际，设立清晰目标，制定详细计划，调动各参与主体积极性，行政力量、技术手段、制度变革等多管齐下，才能加快实现融合成果有益于民。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吴进进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当前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中国地方协商民主制度化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对不足。以听证制度为例，检验各类经济社会因素对城市政府制定的听证文件数的影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社会性支出力度都对听证制度建设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外商投资规模则不利于城市听证制度的发展。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导向，其主要目的是提高治理能力，解决城市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