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晓运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政治学部副教授
刘晓玥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地方治理的既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为推进公民有序参与，正在改变以集权和控制为核心的稳控型管理，逐步迈向以分权与协商为特征的参与式治理。观察广州市城市社区综合整治案例，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对公民参与的吸纳既非稳控型管理，也非参与式治理，而是实施权威治理，即通过构建参与机制、吸纳社会精英和明晰制度规则，促进多元治理主体治权共用。
朱鹤
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陶宏伟
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房产税会对房价的估值产生当期影响，但具体幅度有赖于房价的预期涨幅。这说明房产税不失为一种调控房价的长期有效措施，该项措施也有助于政府实现“房子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但是，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与当地房价的预期涨幅高度相关，而预期涨幅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包括土地供应、购买政策等。这些因素是影响未来房价涨幅的关键，仅凭房产税难以解决高房价问题。
姜超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
梁中华
海通证券研究所
李金柳
海通证券研究所
宋潇
海通证券研究所
韩国央行近期选择加息搅动了市场的敏感神经，美国、加拿大、英国相继加息，新兴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按兵不动，但印度、巴西、俄罗斯、智利和南非今年却在降息。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背后的原因何在？未来在美联储货币继续收紧的背景下，中国央行何去何从，是否会跟着加息？
景跃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
“国家—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流行于学界的政治分析范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被隔离使用的。基于近年来的村民自治实践及其产生的诸多问题，文章考察了“国家—社会关系”和“党政关系”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政治的某些特点。通过这一“案例”，本文试图说明中国政治实践对中国政治学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等
目前，中国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都处于冷战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主动，远好过美国采取主动。此前俄罗斯代表在安理会以拖延的方式默许了对朝鲜的制裁，虽然不大可能是中国说服俄罗斯的结果，但至少说明俄罗斯对朝政策的变化方向总体与中国一致。
桂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近年来，农村土地制度一直进行着密集的改革。我国人多地少，人地资源关系紧张，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李旭红
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
十九大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中，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第二，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目的是降低企业税负，万一税负上去了，就没法与其他国家竞争，这种背景下需要约束财政支出，控制赤字水平；第三，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车浩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外刑法学
随着社会发展，家庭成员之间已经难以独立、完整地履行相互间的保证人义务，此时，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家庭功能经过委托和分配，衍生出其他类型的保证人，例如，幼儿园、养老院等制度机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纾解了家庭成员的保护义务的负担，也保障着社会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继续维系和保持更替。
高放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名国际共运史专家
世界资本主义已开始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社会资本主义才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当代世界资本主义还有自我调节和生命延续力，它不会自我崩溃、自动灭亡，也难以引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世界革命。为此，当今各国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急于求成，只能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跬步前进。
蒋惠岭
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在经历了十八大以来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司法体制改革“立柱架梁”阶段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于司法改革而言,在这个新时代里更需要在主体框架基础上对法治大厦进行精装修,对改革成果进行深加工,一直坚持到大功告成之日。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不管减税是否能够成功，各国为了应对美国减税，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应对方案。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国相应地推出了一系列类似措施。可以说，全球减税竞争已经开始，虽然，中国宣称不会参与减税竞争，但类似局面恐怕难以避免。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结构性变化是指在内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内容和相互比例发生变化，引起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整体结构出现变化。[1]推动中欧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内在因素包括双方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对比出现较大变化、中欧各自政策取向和重点发生变化以及英国脱欧等因素，外部因素则包括中欧各自周边形势、国际形势总体变化以及美国政府更迭带来的不确定影响等。
翁士洪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当前我国城市共享单车监管体系存在“监管职权碎片化”、“政策目标冲突”、“部门边界模糊”等问题。为有效治理当下共享单车监管体系的诸多弊病，本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我国城市共享单车监管体制进行整体性治理的创新要点，即“整合共享单车监管的治理结构”、“推动共享单车监管的共治共享”和“整合共享单车监管的治理工具”，并提出了由不同监管主体、监管事项和监管工具组成的整体性治理工具箱，以实现对这一跨界问题的整体性治理。
杨宜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自古以来，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因此对公平正义必须高度重视。我们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在不断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民生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农村教育、教育管理、教育改革与政策研究
乡村教育要全纳、优质、公平和适合。除此之外，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要联系生活的、根植经验的、主动探究的、改造社会的。同时我们的知识要转化为问题，问题转化为方法，方法再转化为思想，思想再转化为行动。我们要倡导一种新生活教育，新的做中学，新的社会教育，通过积极的过程主义的乡村教育现代化，推动农村的现代化。
桑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人与学术、近代中日关系史、大学与近代中国,著有《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等
以今日的观念论，中国现在的 “民族” 与 “边疆” 问题大体是联系在一起的。惯常使用的缩略语“老少边穷” ，即是人们印象中二者存在紧密关系的显例。不过，认真追究，这样的观念看似有着历史文化的凭借，也在先验地接受了相关概念的前提下描述了现状，实际上却大有可议。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