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胡平江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
本文以广东省佛冈县作为分析对象，认为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是利用传统资源化解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传统治理基础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脱节问题的一种全新探索，其本质是通过传统村治资源的现代化来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然而，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随着传统因素的日益消解和政治场域的变迁，传统资源自身的限度日益突显，村民自治重心的下沉也将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挫折。
程美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中共党史、近现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著有《邓小平的思维世界》等
正是对于我国基本国情有了长期准确的定位， 改革开放近40年间我们采取了不失时机、稳中求进、积极稳妥的发展战略和措施，保证了我国积极、健康、有序、稳妥地发展。我们不能因为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长期性、稳定性，就忽视了初级阶段具体国情的变化，从而把初级阶段国情视为僵化、一成不变的格局。
李辉
中国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 ,从事区域环境治理与府际合作研究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从本源性分析框架出发解析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源生动力，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运动式治理。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还表现为结构导向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是运动式治理长期的现实合理性。只要供给不足的现状依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就将有存在空间。与本土治理生态天然契合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源生动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在承认运动式治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和方法等问题，并思考如何规避其潜在风险或负面影响。
段炳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二处处长、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性关系之一，同时也是高度复杂化的关系，因为其涉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分工合作关系等，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其中的核心。
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西方政治哲学、当代民主理论、当代中国政治问题
试图在思想史和历史上建构一种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联基本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动机和理由，不能轻易地说他们在思想上是分裂的、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帝国时刻”各自有别，历史建构需慎之又慎。
苏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
已经启动近三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中央积极推进下进展并不顺利，这是因为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中普遍存在“人、地约束”（即内部有大量原住民，土地权属大多不属于政府），而目前体制中的“权、钱”相关制度难以突破这些约束，管理机构无法实现中央要求的两个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也难以充分体现全民公益性。
戚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能源安全、中美关系
在尚未实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前，在尚未实现整个中国的物质财富水平极大丰富之前，中国的各地将会持续承受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对清洁能源、清洁空气的需求必须屈服于能源的可承担性问题。是要清洁空气，还是要基本的生存与工作权利，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之间的博弈将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与此同时，这场博弈又是带有歧视性的，落后的省份与农村地区将会受害更多。
阮健弘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郑桂环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2010年到2016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58.5%大幅增长到80.2%，经济增长日益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一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保持着基本一致的走势。但201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出现趋势性背离。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持续下滑，GDP实际增速则较为稳定。这种背离主要是数据问题而不是经济系统的问题。当前，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趋严，投资正在挤水分给统计数据带来了扰动，导致其增速指标失效。
翟志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公法、法哲学、民族与国家理论
孟德斯鸠不再在混合政体的意义上讨论共和政体，而是把共和政体当作一人执政的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对立面，并将完美的共和政体等同于民主政体。虽然孟德斯鸠更倾媚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但在孟德斯鸠的年代，平等精神、民主的意识已经处在大行其道的前夜，作为时代的预言者，孟德斯鸠已经感受到这股不可抵御的意识潮流即将到来。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俄罗斯一直把东北亚视为一个重要地区，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事务，并提出在这个地区要有自己的“存在感”，有自己的声音，以维护自己的国土安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进而开始担心会丧失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因此，俄罗斯对东北亚的基本政策就是保证在该地区的“存在”，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国资监管和混合所有制兼容有四个方法：去监管、行股权；降比重、搭便车。不需特别的国资监管，只需真正按照持股比例来行使股权；降低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比重，搭非国有资本的便车。越过股权结构拐点之后，混改的国企可能出现明显的业绩改善，非国有的股东可以发挥实质性的制衡功能，参与公司的战略规划和日常管理。这有助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转型，促进企业的政企分开和依法行权。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小微企业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融资难融资贵主要表现为贷款融资难融资贵，具体体现为成本高、门槛高、期限短、审批慢、创新少。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应只是政府“一头热”，还要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企业的主动性，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多方共同努力打造融资的生态圈。
王恩学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应对基层疲惫，基本解决之道无非在于“增兵简政”。如果大规模地扩召基层公务员不现实，那么在既有公务员队伍里进行余缺调剂或许可行。就“简政”而言，如果短时间内对上级机构进行大规模精简并不现实，那么对基层既有的政策、工作和要求进行清理取舍则不失为相对可行的做法。最为根本的，或许还在于中共党内民主特别是中国基层民主的真正落实。
刘占虎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通过意义建构以明确反腐倡廉的问题指向和价值定位，通过关系建构以实现腐败治理要素的系统优化和协同整合，通过符号建构以促进社会主义廉洁价值的观念再造和行为自觉，通过状态建构以推进反腐常态化与政治生态的协同优化，在“大社会”层面将廉洁价值、制度体系、廉洁意识、廉政生态等有机统一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逻辑，具体融入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的协同治理实践中，从整体性上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王金良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法治最早起源于由先验宗教所支配的社会。在中世纪，西欧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文化。反观历史上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地区，由于教会控制了政治权力，结果是难以形成真正的法治社会。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法治文化的侵入，传统宗教法律制度的权威也逐渐衰落，这些地区面临着一种两难的选择。实践证明，只有以当地传统宗教法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完全移植西方的法治理念，只会引起“无法兼容”的不良后果。
邓大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
万磊
华中师范大学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 “村支两委 ”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