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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农民工返乡的规模和速度都明显提高。如何实现大规模的返乡农民工顺利就业成为当地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外出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经验和人脉的返乡农民工也可以为当地发展注入活力。那么,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状如何?这些创业具有哪些新特征? 现有的返乡创业政策是否发挥了作用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支持或进行政策调整?都是非常值得回答的问题。

卢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通过发展中欧班列、开展贸易和双向投资、设立地方基金、搭建经贸合作平台等措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四年多来,这些措施正悄然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我国不同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仍存在竞相补贴开行中欧班列、开放型经济支撑能力不足、软硬件设施建设滞后、贸易层次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下一步, 应立足不同区域优势,扬长补短, 协同互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Stephen Roach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

我非常担心两国冲突会升级。也许特朗普是虚张声势,我希望是这样。特朗普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我们不能忽视潜在的风险。因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样做风险太高了。我们需要由两国政府高层人员就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共同利益进行认真对话,但现在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常设秘书机构,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就风险和政策进行持续的讨论和交流。

吴正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从各方情况来看,美国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新定位,并不表明中美关系将陷入一味斗争和对抗的境地,而是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美国对华政策会有所调整,但不致于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中美关系合作与斗争的大框架没有变,斗争面可能上升,但合作面依然是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只要双方坚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摩擦,中美关系就可望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信任的扩展、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创新是市场经济中驱动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三个要素。而现代企业制度的三大特征恰好为这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土壤,使得市场经济可以不断扩展,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企业和企业家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力量,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国王”,不断推动着社会进步,使得人类在0.01%的历史里创造出了97%的财富。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科首席教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经济史、财政学、财政政策、技术经济

王江涛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范程程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在我国个税实际缴纳中所存在的税收逆调节现象并非一种扭曲的存在,而是税收本质特性的实际表现。只要税收存在,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就会一直存在。但是,国家向纳税人征取税收,就须承担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严格保障其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保证税收公平性的实现,这是现代财政对双方权力(利)和义务关系的本质性规定。

程实

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有本质区别,中美之间存在“大而不能倒”的相互依存性。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可信的,不会走向两败俱伤的失控局面。因此,贸易战以“战”始,以“和”终,大国博弈将导向利益妥协,新时代不会有“新冷战”。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对中美贸易战,笔者发现,当前讨论还有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对缓解贸易危机有害无益。某些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切不可取,在当下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还原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的事实和本质,推动讨论向符合中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并寻找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才是需要积极探寻与争取的方向。

吴强

《文化纵横》特约撰稿人

近年来,慈善业的快速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年轻的公益领域在吸引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同时,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譬如,和发达国家相似,我国的慈善业也存在被大型慈善家或明星左右的危险,行业裙带现象也更加突出。因而,围绕中国公益事业应往何处去的问题引发了巨大争论,其中,分别站在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立场的“两光”之争便是其例,而除去此类“去政治化”的争论,中国的公益事业势必还需面对更为深刻的伦理问题。

Louis Kuijs

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首席经学家

翻译:徐秀丽

美国将出台更多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中国在美的投资限制。但中国对美的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品牌,或美国企业参与的供应链,这些将限制关税征收的程度。同时,中国的回应应保持克制,这能够控制经济损失,但冲突升级的风险仍然存在。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方案,和以往历次机构改革相比,新一轮机构改革彰显了十个“新”。第一、新格局。第二、新导向。第三、新目标。第四、新体系。第五、新任务。第六、新整合。第七、新模式。第八、新规范。第九、新路径。第十、新统领。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提高个税起征点(免征额)既不能达到减税的目标,也不能对完善个税税制有多少积极作用。个税改革应该跳出个税谈改革,应该综合考虑个税与其他税种的衔接关系,甚至要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高度重新审视个税的作用。要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个税制度,改革无非是五个方面:拓宽税基、增加扣除、综合征收、降低税率、自我申报。

秦子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政治经济学来看,根源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中性政府。中国政府的中性特征是它不与任何群体结盟,也不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而是专注于社会的长远利益,并策略性地在特定时期将有限资源投向这个群体或者那个群体。但是随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中国政府的中性特征有可能因为强势群体的阻挠而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王汉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系主任

关于Cambridge Analytica滥用Facebook 5000万用户数据的丑闻正闹得沸沸扬扬,并持续发酵。这说明数据治理已经成了一个极其重要、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一个科学合理的数据治理规范,是数据安全与价值的制度保障,是数据产业健康发展,甚至是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实施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本文尝试根据自己的有限了解,提出一个数据治理的大概理论框架,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思路参考。

王丽惠

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

公共活动不仅彰显举村庆典的盛况、掎裳连袂的人气,也是村庄兴盛生机的表征,更是村庄内部治理有序、价值和规范有效的展演,是乡村发展软实力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下乡村公共活动却面临“情难了,缘难续”的尴尬境况。村庄公共活动由大到小、从超验仪式性到现实治理性、由公到私等,都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式萎缩。村庄公共活动的萎缩,引发村庄共同体解体危机。

沈国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今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施行,根据该法案,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行为,都将受到查处,“网络水军”、职业“差评师”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处罚。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监管也面临着新的难题。对于“网络水军”的治理,应该结合多方面的力量统筹协调来进行,以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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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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