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现代化追求中以工业化对接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硬道理”，就是应紧紧抓住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在供给侧创新进一步的升级发展中间，调动一切潜力活力，降低内外部摩擦系数，严防系统性风险，在全面开放中以改革的攻坚克难冲过“历史三峡”，争取走通和平崛起之路。
王广州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
未来中国人口政策将是稳定、协调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解决近期和长期的矛盾冲突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也就是解决所谓的时期和队列或代内和代际人口问题重要策略之一。人口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短期举措能够解决长期历史积累的问题，因此，不断根据人口形势变化，前瞻性政策调整和干预才是缓解主要矛盾的必要条件。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
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间的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而不会也不必通过过激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方式表达。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体制内外的畅顺沟通，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
经济走势的分析，最关注两个问题：第一，风险在哪里。风险必须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风险要真爆发，那经济可能会出现连续十年的倒退，而且可能没有预案。第二，增长点在哪里。增长点有这几个：一是全方位开放，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要看清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至少需要五重视角，包括美国国内政治、技术变革、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也需要从这五重视角综合考虑。
桑普森·奥佩迪萨诺
纽约新学院米兰国际事务、管理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行政助理
对中国来说，虽然朝鲜仍不时是身边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在这一地区它对西方大国即美国也是一种制衡。中国需要在这些会谈中发挥影响力，鼓励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这个最大的外交政策难题之一，因为如果谈判失败和紧张升级，中国同样也会蒙受重大损失。与气候变化一样，朝鲜问题是一次宝贵的机会，让中国继续证明它渴望更多地参与应对全球性危机，并继续向国际社会展示它的“和平崛起”。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市场关注贸易战对通胀的影响一个重要考虑是货币政策会不会因此做出调整。我们的观点是不会，也没必要。因为即使按照最高情形做预估，贸易战对我国通胀的影响也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我们此前对2018年国内CPI同比均值的预测是2-2.5%，假设下半年贸易战打响，其对全年CPI同比的抬升作用也只有0.1个百分点（0.2/2），受贸易战影响CPI全年均值可能小幅上升至2.1-2.6%，仍将低于政府全年3%的通胀目标，货币政策无须对此专门做出调整。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是历来就是一个讲求情义、爱好和平的国家，数百年来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经济规模第二的国家，同样也愿意承担共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行动，就是向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促进新经济共享和各国发展能力，以及使各国获得各自国家利益的重大举措。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中美现在的纠结关系，主要是基于美国单一方面想定的四大原因：第一，美国认为，中国不再是可以利用的朋友，失去了“朋友的价值”。第二，美国认为中国不改革，对于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第三，中国之所以不但不是朋友，而且还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与“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以往对国际崛起的强烈追求有关。第四，中国已经强大到再也不是一种“无害存在”。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正是基于对于过去四十年历史成功经验的认可，习近平在更大程度的开放上显露出足够的自信。习近平提到中国将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业、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方面有新的举措，结合十九大以后，大部制改革大刀阔斧的推进、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举措来看，中国进一步开放不仅是外部诉求，也是制度自信，是延续40年成果，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代表团认为，中国薪金的个人所得税低，但是把社保缴费涵盖在内的税收楔子高，并且走势不稳定，出现上升、下降和再次上升的情况。同时，对劳动力征税按照就业类型和在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别。代表团还认为，中国税收体系复杂，给小企业带来挑战。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国家如果公权力的公信力或者法治水平比较高，政府有效守法护法，百姓自觉遵纪守法，那么，国家的运行成本相对就会低，相反就会高。所以，国家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法治水平。仅通过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来实现这个任务无法收到理想的效果。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信息平台建设和全国统一的金融、工商、税务、交通、质检、环保等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官场+市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把事做对”）、外部的市场约束（“防止做坏事”）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做对的事”）。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要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改革央企的权力结构。董事会与党委合并，只管决策，主要代表国家的利益。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采用委任制，由中央组织部择优选任。不得在企业领取工资、奖金。如果决策正确，企业效益好，由国家根据其贡献，发放相应奖金，乃至重奖、重用。总经理与公司行政合并，只管执行，主要代表经理层利益。监事会与纪委、职代会、工会合并，负责监督，主要代表职工的利益。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薛乃亢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试图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认为，利用市场手段和技术的进步可以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而没有必要对当前的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体系变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在现实中基于市场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下是低效的，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创新也不能完全奏效，这些都使得“绿色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