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闫建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高华丽
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
当前已有的丰硕研究成果为法治政府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但也存在着诸如研究成果相似度较高、可行的对策性研究较少等不足。今后应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顶层设计的研究、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经验与个案的研究、加强对中外法治政府建设的比较研究和加强对“互联网 ”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的研究等四点展望。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从经济学意义看，在微观层面，主要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中观层面，主要指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在宏观层面，主要指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通常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高质量发展指的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要完成三个转型，一是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二是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三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
笔者采用的是总体性的正义体系视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与“法”，正式（国家）和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以及来自两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体系（“第三领域”）。文章和笔者新书所论述和引用的实例跨越古今、中西，并兼顾实践和理论。前后一贯的是，由实践历史出发来突出其所展示的理论含义，特别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二元合一（互动、互补）的思维与逻辑。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
丁建勇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业务一处处长
2015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出台后，有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合同纠纷的争议解决方式，特别是能否仲裁的问题，引发业内热议。201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主导起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将仲裁作为PPP争议的解决方式，PPP合同的法律性质及争议解决的去向更显扑朔迷离。这些不确定性不利于稳定PPP参与方的心理预期，也给PPP模式的顺利推广埋下了隐患。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三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以及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全国铁路运输法院改革试点的推行，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在上海、北京相继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成为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前沿阵地。由于案件管辖制度是跨行政区划法院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制度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制度的研究，为构建形成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培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特点表现为世界经济回暖迹象日渐明显、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初露头角、高度关注美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特点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速平稳“换档”、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可圈可点、对外开放呈双向发展态势、环境和生态保护成为红线、区域发展更趋均衡优化、营商投资环境规范改善。2018年，应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把各项任务认真落到实处。
张国华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总经济师
应对美国贸易战，必须精准施策。要加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尽快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行业做充分详尽的预案准备，采取坚决有效的反制行动，促使其回到遵守国际通行贸易投资规则、互利共赢合作的轨道。
何杰
财政部财科所博士,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专委会委员,华西证券政企金融部总经理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明晰事权、有序协同为主线，通盘考虑并统筹优化机构设置，奠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基础。从经济层面来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全监管协同触动，重塑政府间事权划分，破除发展桎梏，打造增长新引擎。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成果表明，在当代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市场因素起次要作用。有鉴于此，治理当前“大城市病”的正确做法是：先分解行政权力，再疏导资源合理流动，以最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坚持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不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让人口在城乡和城市间自由流动，虽然可以在学术上保持“政治正确”，可以在网络上酣畅淋漓、快意恩仇，却未必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美两国进入大国博弈的一隅。在美国对华态度越加强硬的背景下，避免短期内对抗升级，对于中国巩固改革开放成果仍十分关键。同时，针对当前外资企业对华质疑比较多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策法规透明化及市场公平性欠缺以及对外开放有壁垒等方面做出理性分析，并将之与中国新时代创新发展战略，增强全球领导力目标，以及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任务等结合起来，找到契合点，进行相应的改革。
张伟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是一个覆盖面广、包容性强的新型发展倡议，旨在打造开放式的国际合作平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全球化，是少数国家和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全球化，最终造成了全球的碎片化。非洲和拉美等地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至今仍然处于原料供给和市场提供方的地位，尚未实现全面发展。“一带一路”沿线互利合作产生的巨大效应，势必辐射带动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参与，构建开放式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制造‘2025’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组
执笔:石耀东
为加快推进制造业强国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以及配套规划体系，国家需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兼顾处理好纵向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和横向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兼顾处理好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政策之间、经济政策杠杆和非经济政策杠杆之间、中央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政策之间等重要关系，找准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创新联盟或产学研用综合体为主要载体，消除政策壁垒，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推动形成面向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级的产业政策体系框架。
于佳宁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决定区块链未来前景的重要因素是其与实体经济产业相结合的程度。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仍然主要局限于金融领域。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只有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切实改变产业玩法、降低产业成本、提升产业效率、改善产业环境，创新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未来，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一批“产业区块链”项目，将会成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趋势。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网络安全法》确定了用户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原则，那就是合法、正当和必要。不过，如果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同时还应该鼓励合法交易。现代社会很多机构耗费巨资收集了很多个人信息，但是绝大多数信息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既是机构的损失，也是用户个人福利的受损。因此，还应该考虑在保护好具体个人的信息以外，同时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各种信息的交易——只有更多的交易发生，包括用户和机构在内的参与者才能从中受益。
姜峰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由此，虽然司法改革会被强力推进，但基于对司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而设计的改革措施既与法理规律存在紧张，也将加重法院本已沉重的案件压力和功能负荷，削弱其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专业和稳定品质。回应治理困境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凭借中央权威平衡央地人、事、财权关系以减少滋生社会矛盾的外部激励，另一方面是将“矛盾回应型”司法改革转向“规则确认型”司法改革以促进央地关系的优化。
林毅夫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等
表面来看，美国挑起此次贸易争端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巨大。其实金融自由化之后，美国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缺口逐年扩大，贸易逆差自然不断增加，这才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来源。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