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于海波
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如何评价敢于担当型干部成为科学、精准选人用人的重要课题。敢于担当是一个多维度的素质体系。敢于担当在行为上表现为愿意担当、能够担当、善于担当三个方面。在评价敢于担当型干部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遵守一系列原则，培养真正内心坚定、持之以恒的担当型干部。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目前形势紧张，但仍有可能避免贸易战。面对美国在经贸领域频繁生事，中国政府保持既克制又针锋相对是负责任的合理对策。贸易战具有“负和游戏”属性本质上没有赢家，然而就贸易战实际案例而言，观察相关参与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结果之间关系，仍有可能评估相对损益得失。
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中，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未来，公益组织如何能够与政府协同，实现与政府治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都是要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予以关注并解决的焦点问题。
田行健
山东大学商学院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空间开始缩小，国际金融秩序处于亟须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量力而行，避免经济领域的“新特里芬悖论”，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资政智慧》等
当前，党的领导的薄弱环节在基层，特别是在农村，在广大乡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那里。在部分农村，党的领导存在“悬浮”和“空转”现象，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因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要改变目前农村基层这种“下肢不稳”和“脚底松软”的状态。
王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十八大以来，“三农”发展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迎来了黄金时期。但喜人成就的背后仍存隐忧，我国农业的粗放生产方式仍未改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农民持续增收的动力依然不足。系统解决中国农业农村所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循序渐进，即在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的安排下，依照每个战略阶段问题的特点予以针对性解决。
罗培新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法学教授
世界银行从2003年开始，对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排序，对各国吸引投资、乃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以2018年的报告为例，世行对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的190个经济体，进行全面评估，并逐一排名，在没有其他机构做出更全面、更权威的评估报告之前，世行的排名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沈国兵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造成美国外贸逆差失衡的真正原因是源自美国自身，美元作为国际清偿手段以及国际生产分工等，决定着美国将保持持续的贸易逆差失衡。美中双边贸易失衡表象上看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但实际上是受制于诸多决定因素。只要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美中这两个最大的国别贸易体出现贸易不平衡就是常态。对于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需要认清其实质，已由正常的贸易逆差摩擦升级到知识产权保护摩擦乃至国家安全壁垒摩擦，已变异为美国国内贸易法凌驾于WTO国际规则之上的新型贸易摩擦。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甘源
恒大研究院
谢嘉琪
恒大研究院
我国众多优质独角兽流落海外，为了推动新经济发展、让国内投资者分享新经济成长，2018年国家陆续出台政策迎接独角兽归来。那么，独角兽有什么特点？为何流落海外？如何迎接独角兽归来？新相关政策有哪些新变化？机遇和风险是什么？本文旨在教科书式系统研究独角兽的行业特征、商业模式、国内外政策差异、国内新政策解读、对A股影响、机遇与风险等。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我们要牢记党的十九大指出的“两个没有变”：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一重要论断对我们保持连通中国现代化“中国梦”这个战略目标的战略耐心和前进定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化战略思维，如力求高水平，那么不在于它的锋芒，在于它的厚重；不在于表达得怎么眩丽夺目和一时听得特别鼓舞人心带来一片叫好声，而在于实事求是，高瞻远瞩。
姜建清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大型商业银行面对的内外部所有矛盾，股份制改革本身也是需要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我们身处于全球经济金融急速变化的时代，面临着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还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面对未来可能存在很长时间的中美贸易摩擦关系，中国要保持战略性的耐心和淡定。只要中国保持淡定，就能处于有利的战略位置。发展中国家一般很难做到淡定，但我建议中国这样做。因为最终中国一定会赢的，只是时间问题。从经济学上讲，体量是一个决定性要素，采取同样的政策，大国一定比小国发展更有优势，而中国是美国的四倍大，这正是重点。所以最终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保持战略性的耐心是理智之举。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会有一些显著不同于上一程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把握将有利于研判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1）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减低。（2）产业转型升级使土地低成本支撑的产业竞争力减弱。（3）必须认真对待城乡中国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长期存在。城乡中国之转型成功并进入城市中国阶段，打通城乡的制度改革是关键，土地制度的系统改革是关键之关键。
査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非传统安全、中资企业跨国投资与经营的政治风险管理
纵观全局，中国应当以力戒虚妄的方式来应对美方和自己的忧虑。应该意识到，贸易纠纷只是一种手段，是美国以“事”（敲打中国和其它贸易伙伴）谋“势”（美国继续全球领先）的一种技巧。美国和中国发展到今天，双方都已经不能完全改变彼此，各有各的自信基础，因而这种对抗性的情绪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可能出现更激烈的忧虑的思潮。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欧洲与中东关系、欧洲伊斯兰的发展现状、大国中东政策等
尽管由于历史的惯性，塞西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仍有诸多不足，但对于埃及而言确是从乱到治的调整期。对于埃及这样的世俗共和国来说，一个具有魄力与雄心的强人领导下的强政府所推进的一系列愿景、计划和政策的延续，离不开政治强人通过留任总统来保驾护航。
朱佳峰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
领土权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国家主权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但它直至晚近才引起了政治哲学家的足够重视，从而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政治哲学议题。在概念分析层面，领土权作为一种复合权利包含多种要素，其中“元管辖权”是领土权最为根本的要素。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